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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在经济建设领域取得了莫大的成绩固然可喜,然而随之而来的还有环境因素带来的日益严峻的压力:世界各国希望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中国粗放经济增长模式也意味着我国资源利用率低下以及环境问题频发。从我国环境现状来看,来自政府的管制措施尤为必要。理论上来说管制措施能够有效的消除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未必会将环境因素纳入其考量范围。环境政策的制定不仅仅决定于当地环境质量需求,还受到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如经济发展、就业、税收等等。此外,地方政府为了争取更多的流动性要素,通常会将放松环境规制当作潜规则来当作对外引资的一种地区优势。现阶段政府部门希望通过两步调整来使得现有的失衡的产业结构趋于优化。一边要坚持产能过剩产业的调整,另一边要鼓励和推动高科技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通过两手并重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转型。产业结构作为作为一条重要纽带,一端联系的是环境规制,另一端连接的是经济发展。它受到环境规制因素的调节影响,并且产业结构水平也决定了整个社会的产出水平和产出效率。未来的趋势必然要求中国产业结构朝着集约型,科技型方向发展。未来的中国想要实现“遏制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推动和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两大目标来调整产业结构,了解环境规制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是重要的,即本文研究的中心——环境规制怎样影响了产业结构。这个答案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如果更加严格的环境规制能够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目标的实现,那么我们能够轻松的获得环境质量的提升以及产业结构转型的“双赢”。相反,如果严格的环境规制妨碍到产业结构的调整,我们则需要在环境保护和产业结构调整之间选择一个“平衡点”,在实际制定政策的时候难免有些顾此失彼。此外,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之间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对于我们有着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学习和梳理了现有文献中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和政府经济增长压力的影响机制和路径,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三者之间的互动作用机理。其次,选取相关指标,利用全国29个省、市1998年—2010年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我们发现在全国范围内,环境规制能够显著的促进产业结构趋于合理。这个正向促进效果依然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都成立,不随地区的差异而有所改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效应的大小在地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环境规制在东部产生的影响大于其在中西部产生的影响。(2)一方面,政府经济增长压力直接阻碍了产业结构的进程;另一方面,政府经济增长压力通过通过环境规制路径缩小了环境规制因素原本应该产生的效果。这个影响机制在西部显著,而在东部不显著。(3)我们认为在全国范围内,居民收入水平和国际贸易强度显著的影响到了地区产业结构。在分地区回归中,两个地区的影响机制有所差异,但居民收入水平并没有受到地区差异的影响,促进了产业结构水平。其原因我们分析有三点:(1)地方政府经济增长压力;(2)人力资本;(3)国际贸易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