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系(Guanxi)是中国最重要的研究现象之一，是一个本土概念，它位于中国社会秩序的中心，几乎在每个领域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论是从政治到商业，还是从官场到百姓之家。企业的运作以员工的行为为基础，员工的心理决定着员工的行为。在中国，探讨国人社会心理的研究单位应该是“关系”，而非“个人”，关系是处理中国高度个人化问题和不可明确表述的社会秩序的可变动的机制。这种可变动的机制对企业经营有着重要的影响。为了给中国企业提供更具本土契合性的理论指导，本文选择以关系、信任--这种重要且有特色的中国文化现象为切入点，探讨同事关系的作用机制。
通过对相关理论的系统回顾，本文发现现有的关系、人际信任和工作绩效研究无法系统地回答以下问题：①关系的内在构成是什么?②关系是如何影响员工的工作绩效的?③关系是如何影响信任的?④人际信任是如何影响工作绩效的?
围绕上述问题，本文以企业员工为研究对象，根据关系、信任等相关理论和经验研究，将同事关系归类为熟人关系，在此基础上，推测其结构组成，再沿着同事关系--人际信任--工作绩效的逻辑思路，提出研究假设和理论模型，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研究数据，利用SPSS13.0和AMOS7.0等软件工具，对研究假设和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
(1)同事关系由情感、义务、工具和面子四维度组成。本研究基于国内外关系理论文献的回顾，对我国文化背景下的关系内涵进行了梳理，并依据关系成分，结合现有关系维度划分研究，将关系划分为四维度，即义务性关系、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和面子。通过小样本预测及大规模调研，对此关系维度划分的有效性进行了充分验证。从分析结果来看，关系的四个维度是可以清晰区分的，并且这四个维度之间存在着适度的联系，由此，可以确定关系四维度的划分是成立的。
(2)探索同事关系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同事关系和人际信任是对人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的两个变量。通过经验研究，本文发现，情感性关系和义务性关系对品德信任都具有正向的影响，从解释力来看，义务性关系对品德信任的影响强于情感性关系，表明符合身份的行为对品德信任的形成与建立具有较强的影响。面子对品德信任的影响是负向的。情感性关系和义务性关系对能力信任具有正向的影响，从解释力而言，情感性关系对能力信任的影响强于义务性关系。这表明相互之间的情感会培育出更多工作能力的信心。工具性关系对能力信任的影响是负向的，这意味着同事之间的工具性关系会减低彼此之间能力的信心，反映了中国人先看做人再看做事的判断路径。情感性关系、义务性关系、工具性关系和面子对关系信任都具有正向的影响，相比之下，义务性关系对关系信任的解释力最强，情感次之，工具性关系解释最弱。这或许反映了中国人的“伦理”意识，在中国首先根据彼此身份来决定各自的行为，再衡量彼此之间的感情，验证了在华人中做决策要遵循“尊尊法则”和“亲亲法则”的处事方式。工具性关系对关系信任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这种研究结论反映了国人对经济理性的认可。中国人一方面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但也有“亲兄弟，明算账”这种说法，本文的研究验证了中国人的这种心理。
(3)探讨人际信任对工作绩效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品德信任、能力信任和关系信任对工作奉献的影响是正向的，相比之下，品德信任对工作奉献的影响最大。品德信任、能力信任和关系信任各自对任务绩效的影响是正向的，其中，能力信任对任务绩效预测能力最强。这反映在完成本职工作的过程中，能力是最主要的。品德信任、能力信任和关系信任对人际促进的影响是正向的，相比之下，品德信任对人际促进的影响最大。这说明了同事之间的品德信任将有利于其人脉的开展。
(4)揭示同事关系对工作绩效影响的作用机理。首先从一阶因子层面进行同事关系作用路径探索，得出人际信任在同事关系影响工作绩效的过程中，有着完全中介作用。其次根据同事关系、人际信任和工作绩效二阶因子的结构，运用多层次回归方法就三种人际信任的中介作用加以详细研究。发现：
品德信任在情感性关系、义务性关系与工作奉献、任务绩效、人际促进之间都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在工具性关系与工作奉献、任务绩效、人际促进之间没有中介作用；在面子与工作奉献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在面子与任务绩效、人际促进之间没有中介作用。
能力信任在情感性关系、义务性关系与工作奉献、任务绩效、人际促进之间都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在工具性关系与工作奉献之间具有完成中介作用(负向)；在工具性关系与任务绩效、人际促进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用；在面子与工作奉献、任务绩效、人际促进之间没有中介作用。
关系信任在情感性关系与工作奉献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在情感性关系与任务绩效、人际促进之间没有中介作用；在义务性关系与工作奉献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在义务性关系与任务绩效、人际促进之间没有中介作用；在工具性关系、面子与工作奉献、任务绩效、人际促进之间没有中介作用。
上述研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属于探索性研究，所获得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丰富关系理论、信任理论、为关系治理提供了本土契合度较高的理论框架。当然本研究也存在某些不足之处，有待更深入与精细的后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