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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虽然是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约有2.25亿的人信仰伊斯兰教,占总人口的87.5%,其穆斯林群体占世界穆斯林人口的12%,但印度尼西亚却不是一个伊斯兰宗教国家,而是一个世俗国家。印尼国内承认六种官方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佛教和儒教,整个国家内存在着300多个民族,所以印度尼西亚的宗教活动独具一格,糅合了多种文化。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印度尼西亚加入了“伊斯兰会议组织”(Organization of the Islamic Conference),以同世界上的伊斯兰国家发展良好关系。不过在与伊斯兰国家相交时,全球化给印度尼西亚带来的影响好坏参半。积极的一面是,印度尼西亚正为巴勒斯坦国的独立而斗争,并谴责了以色列的暴行。但消极的一面是,受全球激进主义的影响,印度尼西亚出现了伊斯兰激进组织,虽然伊斯兰教在这个多元文化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与中东国家是截然不同,但是它对印尼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伊斯兰恐怖主义对印度尼西亚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这场激进主义运动最初在印度尼西亚是以反共产主义的形式出现的。此外,激进主义者也反对将“建国五原则”(Pancasila)作为政治领域的单一原则。2017雅加达首都特区举行的一场省长大选,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激烈。雅加达前任省长钟万学(Basuki Tjahaja Purnam)是第二任非穆斯林省长而且还是个华裔,围绕着他落选下台,出现了种种宗教、群体和部落问题。钟万学因亵渎神灵被判刑,导致了激进团体一次又一次地举行大规模示威,而且这一问题还会在将来的总统大选和地区行政长官选举中重演。当然,这场革命性的激进运动也受到来自中东的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等的影响。此外,民众还担心的是,极端主义团体不仅是无政府主义者,它们还利用宗教信仰来实现团体的目标,也就是要掌控着权力与金钱。因此,印尼政府对激进组织采取行动是有必要的。在打击威胁印尼团结统一的激进组织时,总统、官员和社会群体在这方面的作为应该是长期性的。在解析应对激进主义的外交政策时,有必要从领导人层面进行分析。所以,本研究就旨在分析印尼领导人在国内和全球制定反伊斯兰激进主义决策中的作用(2004—2016):他们对制定国内和全球范围内的反对伊斯兰激进主义决策产生什么影响?以及他们在反对国内和全球伊斯兰激进主义决策制定中有什么利益考虑?”在历史上,伊斯兰暴力事件起因于政治问题,后来伊斯兰宗教受此影响渐渐成为暴力的象征,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尽管在哈里发奥马尔上台后,发生了哈里发杀戮事件,但是有系统和有组织的激进主义运动却是在阿里·本·阿比·塔利布(Ali bin Abi Talib)在位时的蒂芬战争(Tiffin War)之后出现的。一场名为“哈瓦利吉”(kharaja)的激进神学运动标志它的出现。在词源上,“khawarij”来自阿拉伯语,意即“出口、出现、或反叛。”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词也可以被解释为一群穆斯林或来自穆斯林群体的穆斯林。在讨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时,人们往往将其与中世纪的回归等同起来。今天,它被视为激进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与西方民主制度水火不容。但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作为一场宗教和政治运动,本意指寻求回归到先知穆罕默德和纯粹伊斯兰教义指导的四大哈里发的“黄金时代”。因此,作为政治活动家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试图在西方文化和新殖民主义下重建穆斯林共同体。他们认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和以色列是他们的主要敌人。在他们看来,西方的侵略、长期殖民化和西化导致了穆斯林社会的衰落和政治腐败。从Kartosuwirjo打着“伊斯兰之家”(Darul Islam,DI)的口号领导了印尼20世纪50年代的运动起,伊斯兰激进主义运动经历了发展演变,这场打着宗教和宗教正义的旗号进行的政治运动最终被挫败了,但后来它在苏哈托时代再次出现。苏哈托倒台后,印度尼西亚步入了通往民主化和自由的时代,导致一些激进组织的影响力加大,再加上媒体的报道,尤其是电子媒体的参与,最终使得这场运动更加地引人注目。现任总统佐科·维多多,坚持认为伊斯兰国(ISIS)是对印度尼西亚的威胁。2015年3月3日,在对相关机构进行指导时,他强调到,激进主义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而ISIS则是全球激进主义运动的一个新流派。在联盟的成员集会时,沙特阿拉伯邀请了多个伊斯兰国家和一些穆斯林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加入,如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土耳其、约旦以及印度尼西亚。一些国家表示将会加入该联盟并已经做好支持的准备,但是印尼政府随后表示了拒绝,并表示不会加入军事联盟。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部长转达了这一拒绝,他说,从印度尼西亚的立场出发,加入该联盟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沙特阿拉伯提倡的合作是一个军事联盟,而印度尼西亚的外交政策原则不允许追随这种联盟。而后,他声称只要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不加入这种军事联盟,那印尼军事部署只会在联合国安全部队的范围内进行的。否则,就不会有所行动。同时,他还说道,在恐怖主义泛滥的背景下,印尼政府制定了有效的反恐战略,而这也是受到过各国的赞扬的。总而言之,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Susilo Bambang Yudhoyono)和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在激进伊斯兰运动问题上都有利益关切点。两人在总统选举的政治利益上存在相似之处。但是他们在克服国内政治不稳定上采用了不同的方式。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倾向于和激进的伊斯兰教有密切关系的伊斯兰政党建立合作关系,但是他也面临着问题。因为印度尼西亚在对伊朗核决议弃权后,联合国质疑这一举动的原因。印尼在伊朗核对峙僵局中投弃权票,是因为伊斯兰激进主义者支持苏西洛这么做,而他为了获得伊斯兰群众的选票,做出此举不足为奇。但是,佐科·维多多对待伊斯兰激进组织的态度更加坚决。比如他解散了印度尼西亚的伊扎布特(Hizb ut-Tahrir Indonesia),该组织试图用伊斯兰教意识形态取代“建国五原则”,不多这种意识形态不太适合拥有多样性文化的印尼,因为印尼不仅承认伊斯兰教,还承认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佛教和儒教。当挑衅佐科·维多多政府的Habib Rizieq,设法通过提及因宗教诽谤被判刑两年的雅加达前省长沈万学来动员群众时,伊斯兰激进分子这种不容异己的情况达到了顶点。佐科·维多多认为依靠多元的或温和的伊斯兰组织是不可能,因为它们缺乏组织性,且没有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基础。所以从本质上讲,佐科·维多多和激进的伊斯兰组织不可能有合作,不过这有可能会危及到佐科·维多多在2019总统选举中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