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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理论、实证、政策三个方面对东亚9个发展中国家（地区），即NIES4（新加坡、香港、台湾、韩国）、ASEAN4（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和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实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比较。建立了新的宏观引资理论框架，对这些国家（地区）利用FDI的历史数据和政策演进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比较，指出利刚FDI结构上的不当，是引发东亚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以之验证了宏观引资理论模型。 全文分二部分: 第一部分为FDI理论的比较评述，对企业优势论、市场内部化理论、国际生产折衷论、产品周期理论这四种微观理论和赫普曼-克鲁格曼模型、小岛清的顺贸易指向·逆贸易指向的FDI理论这两种宏观理论进行了比较评述，指出微观理论从企业角度出发，忽视FDI对东道国和投资国的宏观经济效果，而宏观理论虽然研究FDI的宏观经济效果，却片面强调投资国的经济利益的缺陷。为了弥补现有理论的缺陷，本文立足于发展中东道国的宏观经济利益，构建了新的宏观引资理论框架，界定了跨国公司和东道国的长期利益组合，提出了网络型FDI的新概念，建立了发展中大国的长期双中心型INFDI模式和发展中小国的长期单中心型INFDI模式，指出拥有长期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大国，应该以资本·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双中心的模式来利用FDI，而缺乏这一长期优势的发展中小国，则应该以劳动密集型中心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中心转换的单中心模式来利用FDI。本文以宏观理论模型的分析手段对上述主张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从理论和方法论两个角度进行了颇具新意的探索。 第二部分为东亚的引资实践，定义了相关的统计指标，运用较严格的计量分析手法，从总量、结构、动因、效果这四个角度，对东亚9国（地区）利用外资的历史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比较。结果表明，新加坡、台湾、马来西亚的引资效果较好，韩国、泰国的引资效果较差:同时，在东道国的引资动因中，市场规模、潜在的市场需求和基础设施供应是影响FDI流入的最主要的长期因素。这种针对如此多的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引资实践所进行的系统的实证分析，在国内外理论界尚属少见。 第三部分为利用外资的政策选择，结合第二部分的实证分析结果，对9国（地区）外资政策的演进和当前主要的政策项目进行了比较，指出在小国单中心型INFDI模式中，以FDI为利用外资主体，并且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单中心转换比较及时，是新加坡、台湾、马来西亚引资效果较好的政策性原因;反之，偏重间接投资而忽视FDI，并且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单中心转换迟滞，导致了韩国、泰国引资效果较差，并成为东亚危机的一个促进因素。同时，结合中国的引资实践，从政策角度论证了发展中大国长期双中心型INFDI模式，归纳出了我国利用外资的特点，对当前某些片面注重资本·技术密集型而忽视劳动密集型FDI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批驳，并对未来外资政策的调整方向提出了建议。这种结合理论、实证的政策分析，也是本文的特色之一。 总之，本文所进行的理论探讨和创新，立足于发展中东道国的宏观经济利益，对东亚危机以后发展中国家（地区）如何利用FDI，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对东亚9国（地区）利用FDI的实证和政策分析，有助于吸取经验教训，趋利避害，有效利用外资来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