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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内忧外患,时局纷争,堪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西方列强依靠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国门,伴随而来的是西方商人、传教士的涌入,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以王韬、冯桂芬、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早期改良派人士作为早期的“通商口岸知识分子”,亲眼见证了通商口岸的发展,在与传教士等西方人士的交往中,对西方文化有了初步了解。其后部分人游历欧洲,更对西方社会做了详细考察,将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引向深入。早期改良派秉承传统士大夫忧国忧民的情怀,在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中,揭示出中国落后积弱、西方短短数百年间迅速崛起的原因,以此提出一系列旨在振兴中国,实现富民强国的变革与救国举措。 早期改良派的变革和救国举措是的重要理论依据和深层的思想基础便是他们的社会历史观。他们所提出的变革与救国举措在现实性上是19世纪中后期中国社会变迁的内在要求,在理论性上彰显出早期改良派在推动社会历史发展上超脱传统士大夫的认知。他们提出历史变易的思想,揭示人类社会不断变化的本质,并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指出近代中国身处于“变局”之中,表现出一定的历史进化思想。早期改良派将应对这一“变局”看成是实现强国富民、振兴中国的巨大机遇,提出“听天命,尽人事”,突出天命和人事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具体而言,他们更为关注影响社会发展的诸多因素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继承传统民本思想,又受到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从君民关系和民生的角度出发,在政治上提出君民共治,以此提升民众地位,在经济上主张富民以强国,凸显民众在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以此表明民众在推动近代中国发展中理应发挥重要作用。对于社会结构变革的效用,早期改良派突破传统思想的束缚,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成功经验引入中国,提出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主张,揭示出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因素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他们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官员腐败以及存在其后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出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表明他们已经认识到政治结构中,政治人物的行为作风、政治制度的变革深刻影响着社会历史的变迁。他们考察了西方近百年来迅速崛起的过程,接受西方重商主义思想,提出工商立国的主张,将工商业的发展置于攸关近代中国国家命运的重要地位,表明他们已经摆脱传统“重农抑商”观念限制,指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是推动中国近代化,实现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他们还认识到上述政治经济主张的实现离不开人才的培养,并从国家兴亡的角度出发,揭示出人才在社会发展的中的作用;他们主张向西方学习,引入西方教育体制,培养新式人才,以满足近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在早期改良派的社会历史认识中,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间是相互影响和彼此互动的。随着中西交流的加深,近代西方地理知识传入中国,西方文化显示出巨大的进步性,极大冲击着传统夷夏大防及其“中国中心”内在价值取向。早期改良派开始逐渐放弃传统夷夏观念的论调,重新审视中西关系,主张中西平等,提出向西方学习以自强,切实维护中国的权益。人们从中可以看出,早期改良派的社会历史思想始终围绕着救亡图存,振兴中国这一核心理念,这不仅是他们、也是深处近代中国不断变幻和激荡的时局下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