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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诊疗”这一概念的出现离不开国外先进经验,更与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密不可分,是我国将世界上“三级医疗服务”、“守门人制度”和“转诊系统”的经验融于我国实际国情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发展。国务院2015年在《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提出了“到2020年,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逐步形成,基本建立符合国情的分级诊疗制度”的目标。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角度看,这一目标意在构建的“以人为本”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对于我国公共医疗的完善和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近年来,我国的分级诊疗制度的政策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果,主要在于医联体的建设、医疗信息化的推进、医疗人才的强化和医保政策的完善,并已经取得了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稳步提升、双向转诊势头良好、人才流动更加活跃的可喜成就。但从2018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的数据来看,仍然任重道远的是,资源配置需要更加完善合理,上下转诊要提升规模、提高效率,尤其是最基本的医卫人员,需不断优化其素质,拓展其数量。为满足分级诊疗制度设计之初的期待,本论文试图利用文献研究法和定性分析法,在解读分级诊疗制度的顶层设计初衷、总结其政策实践中的经验和不足的基础上,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出发对其利益相关者间的冲突进行梳理。发现在机制设计理论视野下,分级诊疗制度的政策实践中的三个主要利益相关者(政府、医疗机构及其卫生技术人员、患者)呈现出的博弈冲突是其推进困难的重要因素,目前尚存在的不充分激励相容和信息不均衡亟需得到重视。因此按照夯实根基、理顺脉络、重视发展的思路,对提高分级诊疗制度的政策实践效果提出三个方面的建议:一是重视增强我国医疗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二是重视分级诊疗中相关各方的激励相容,三是重视医疗领域的信息流通。本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三:一是对公共政策科学中政策执行研究的中国特色化发展。在公共政策研究中,西方的政策执行研究成果虽颇丰,但由于尚未形成定论,且根据我国特有的中国特色政治体制与政策执行风格,在对我国具体政策的研究过程中,不宜生搬硬套西方理论。为了区别于西方的政策执行研究,本文斟酌使用“政策实践”这一词汇以区别“政策执行”一词。但值得借鉴的是,西方政策执行研究中提出的,政策执行的主体、对象及其影响因素,在政策执行中至关重要。因此在我国分级诊疗制度的政策实践研究中,针对政策相关各方和整个组织过程,选择了利益相关者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以便对我国分级诊疗制度的政策实践展开更恰当的研究。这引出了第二点,即对分级诊疗制度的政策实践这一课题的研究视角的创新。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论文从机制设计理论的视角梳理了市场经济体制下分级诊疗进一步完善所值得引起重视的内部冲突。三是对提高分级诊疗制度的政策实践效果的对策思路的创新。结合理论分析结果,论文在提出建议的同时,关注我国分级诊疗制度政策效果的整体优化和未来发展,把握制度顶层设计,立足于实践,着眼过去、现在和未来,旨在为我国分级诊疗制度做一点微薄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