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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之身经中国社会大动荡、命途多舛而对学术矢志不渝，他用一生坚持和诠释了自己提出的贵在求真、为批评而批评的不妥协之纯粹精神，其“人可以被消灭，但不能被打败”的“硬汉”精神或许比他的学识更具万古长青的价值。他性格中的刚健光芒使其与儒家思想中弘毅精神相互辉映，形成一种更加精进而外向的批评底蕴，以此支撑起颇为劲键而锐利的文风。而对道、释两家涉猎不深的他，自然只窥其外相之虚无、沉静，却未能体味其内在由静及动、由深潜至超越的精神之脉，难免在两家的批评笔触上有偏颇之词。而其个人情感的激进之流导致其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摄取的偏儒抑道、释取向，亦会导致在时代之风的自然偏转中取向西方之重逻辑思考，倾改造现实的理论之路，以致于虽深谙儒家精神，却终有不足之叹，而寻求更为深邃且务实的思辨之途，将西人重逻辑推演之精神吸纳至自身理论体系中，以期创设一种有时代特色的批评文风。其自身情感之激越使其自然关注人类内在情感之思，沉潜至深郁幽邃，乃至转入西人如康德普遍性情感的丰厚精神，提炼出一种普遍性的情感体验。而黑格尔构建理论体系之绝对精神，或启发他亦以一核心词来提挈其理论体系。他视野开阔，善于吸纳西方哲学-美学思想并自觉将之与本土思想相融汇，从而形成自身独具特色的美学原理。因此，从个人情感的强烈体验而出，又深具普遍性内涵与逻辑建构力之“感情的型”即由此产生。再回念中国文学创作实践，亦选取些情感体验颇为强烈的典型作家，如李白之豪放飘逸、司马迁之悲情坚韧、鲁迅之决绝刚毅便大合其批评胃口了，以“感情的型”这一美学原理来实践批评也显得得心应手，从而在具有鲜明特色的传记式批评中对作者展开了人格和风格的相映阐发。 此外，该原理还充分体现于为数众多的书评之中，其书评虽然散见于不同年月的不同刊物，却有一贯的原则，和传记式批评一样，对作者进行追踪研究，从文本外部到内部做“本质和进展”的整体考察。其文学评论的风格，诚如温如敏先生所说:“李长之的特色不在说明价值与意义，而在突出作家的人格与风格，在于引导对某种生命状态的体验。”“这种传记批评讲求的是沟通，与传主的精神沟通，同时又与读者沟通。” 本文第一章介绍李长之“感情的型”的两个思想渊源，揭示出李长之对之误读和创造性吸纳和改造。第二章呈现“感情的型”作为最高批评标准的建立过程，分析其具体内涵，并论证其与永久性、普遍性、文学史观的关系。第三章追踪李长之在“神”、“道德”等领域内，就中国儒家与德国古典精神两传统的不同倾向如何取舍。第四章分析“感情的型”作为核心原理，如何应用在具体传记批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