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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家迁移成为城乡劳动力流动发展的一个新的趋势。本文选择举家外出这个新的视角对农民工这个“老问题”进行研究，本文利用一项对北京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对在京工作生活的农民工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在本文提出的一个理论模型中，迁移成本被置于举家迁移问题的核心地位。生活在农村的家庭成员利用不断获得的信息不断修正自己对成本信息的估计，并在适当的时机选择迁移。利用北京的调查数据，本文证明了迁移成本的确是影响举家迁移的重要因素。 农民工的举家迁移使很多农村女性获得了在城市发展的机会，但是竞争激励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和不断下滑的妇女劳动参与率，使得进入城市的流动女性并没有进入城市的正式部门工作，而是有相当一部分选择了不工作和在家中从事有报酬的工作。对于这种现象本文认为进入城市的女性农村劳动力的劳动参与决策是建立在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基础之上的理性行为，当把家庭劳动的价值和外出工作的固定成本纳入分析框架后，流动女性中非常高的不工作率就变得容易理解了。此外，流动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受到外生的制度变量的影响，缺乏生育保障、学龄前子女抚养支持和城市规划不合理都严重阻碍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对于进入正式部门工作的女性来说，人力资本在女性就业选择和工资获取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在不同方面，人力资本中发挥作用的因素并不完全相同。 举家外出是农民工把子女带到打工地，使其成为流动儿章的最主要原因。但是，并非所有举家外出的农民工都把子女带在身边，计量模型显示举家外出与夫妻中只有一个人外出打工的相比，举家外出情况下，农民工把子女带出农村的概率增加了近60％。此外，子女的性别和年龄，父亲在北京工作的时间，母亲年龄显著影响其父母是否携其外出。在城市生活的子女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顾和管教，在小学阶段的学习成绩更好。流动儿童至少可以接受完整的家庭关怀，留守儿章则非常缺少与父亲的直接交流，从而在学习和生活上产生不利的影响。 举家外出对农民工汇款行为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举家迁移的家庭比单独外出的家庭汇款的概率少16％左右，并减少汇款金额600-1500元，同时会减弱补贴家用、抚养子女、建房和投资农业的意愿，不过会增加汇款在赡养父母方面使用的概率。农民工举家外出在空间上拉远了农民工与乡村的距离，在经济上削弱了农民工与乡村的联系。 举家外出会使未婚农民工选择返回老家的概率降低5％，选择没有考虑清楚的概率降低3％，选择愿意返回老家县城的概率降低1％，而选择愿意放弃承包地成为市民的概率增加8％;而举家外出会使已婚农民工选择放回老家的概率降低10％，选择没有考虑清楚的概率降低1％，选择愿意返回老家县城的概率降低比较小，而选择愿意放弃承包地成为市民的概率增加8％。可以看出虽然结婚会使农民工选择返回老家的概率增加，但是举家外出会在很大程度上抵消结婚影响，使已婚农民工希望成为是市民的意愿提高8％，同时使已婚农民工愿意返回老家的意愿降低了10％。举家迁移到城市的经历，减少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阻力，如果条件适合，这部分人是容易留在城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