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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关系是家庭关系在纵向上的基本表现，成年独立阶段的代际关系对家庭关系和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是家庭社会学关注的传统主题。研究运用2008年中国社科院“五城市家庭调查数据”和2012年7月笔者在广州进行的为期一个月的定性调查材料，由成年子女的观点切入，运用本特森(Bengtson)和他的同事们创建的代际团结理论和测量模型从四个方面、六个维度对广州家庭成年子女与父母代际关系的现状和变迁进行全面深入地描绘，充分展示城市代际关系在外在形式、行动、情感和态度方面发生的具体变化;并在此基础上，从代际关系双方——家庭环境——社会脉络三个层次对变化的原因和机制做出社会学的解释，回应相关的理论和研究。 1.城市成年子女与父母在重视发展密切的代际关系方面普遍地延续了中国的传统。 虽然在空间距离上，空巢家庭和单身家庭增加，主干家庭减少，子代和亲代向往独立自由的生活，成年子女与父母的代际空间距离加大;代际功能互助上，并非仅是子代“下对上”的单向的奉养行为，而是呈现出两代双向的互惠协助;在代际情感上，女儿与父母之间紧密的情感连接，颠覆了传统家庭中女儿与父母代际关系微弱而短暂的印象;在代际互助上出现双系并重的趋势。但在空间距离上，72.53％的广州成年子女与父母居住在同城的范围之内;代际联系上，成年子女依然同父母保持着以周为频次的较为频繁的代际联系;与西方“情感为主”的代际关系不同，代际关系的功能性色彩依然较浓;依赖型的代际关系占主导地位，尤其在选择配偶等有关家庭或家族繁衍延续的重要事项上，孝道责任依然在人们心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代际关系在50后、60后、70后和80后这几个年龄组别之间的变化并不大，80后依然保持着传统代际关系的许多核心内容甚或更“传统”。城市的亲属关系并不像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所预示的那样趋于“消失”，虽然从空间距离来看，家庭结构日趋核心化，但成年子女与父母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传统的“代际团结”。 2.制度、文化及亲情的内在逻辑是维持传统的重要因素。 古德曾颇有洞见地分析过现代社会中亲属关系活跃的原因，认为当亲属关系被当做是一种互助的源泉，当社会经济环境还不能提供很好的选择机会时，各种亲属模式就不大容易瓦解。受养老、抚育、住房、保姆市场以及劳务市场等制度的制约，广州代际交换的内容仍更多是功能上的，与西方发达国家情感交换为主的代际关系有着不同的特点。父母无尽地为子女付出以换取年老时对他们的赡养;出于抚育和养老功能上的需求，成年子女也尽量同父母保持不要太远的距离，保持着频繁的互动，联系和互动更多具有功能的目的。 文化和亲情的内在逻辑也是传统得以维持的重要因素。广州兼容并包的文化氛围、较少的向外流动加上各大文化群体出于各种目的而保持的家庭仪式使传统得以扎根和延续。几大文化群体尤其是岭南文化各个支系虽然各具特色，但在家族和家庭文化上却有一个共同的核心的东西，即对祖先的崇拜和对孝道的崇尚。面对现代化的冲击，这些孝道责任和家庭规范仍然扎根于人们的心中对代际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 3.现代城市代际关系是传统家庭制度与现代城市生活方式高度“契合”的产物。 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发展国家家庭变迁多样化的事实，研究者们不断地批评和质疑经典的现代化理论，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是批评和质疑的焦点。在广州，密切的代际关系并不必然阻碍现代性的发展，相反有助于那些脱离了“单位制”和“集体化”的人们，成为他们适应社会变迁的依靠和保障。代际关系密切与否与一些现代性指标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家庭是一个能动的主体，在各种结构因素的制约下，不同个体的家庭会根据不同的情境做出不同的策略选择。传统和现代之间除了对立，还存在着兼容和合作的可能。现代城市代际关系是传统家庭制度与现代城市生活方式高度“契合”的产物。 传统和现代在广州代际关系的各个维度上表现出不均衡性。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无法解释“在不同的领域分别采取现代或传统的混合代际行为”。由此笔者认为，比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划出一道界限、作出截然区分更为重要的是研究和解释复杂而多样的家庭代际关系变迁这一过程本身——变迁的过程是如何具体发生的？代际关系双方作为一个能动的主体是如何平衡现代和传统构建现代代际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