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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奇迹，是以中国施行改革开放政策、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这一重大的制度变迁所触发的。在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广东的工业化不仅摆脱了封闭经济下的一、二、三次产业梯次转移的传统模式，而且超越了依靠工业内部利润积累进行加速工业化的资本形成率低下的羁绊，通过对外贸易改变市场规模、进行劳动力资本积累、取得比较优势;通过开放市场引进外国资本和非公有制资本，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是唯一的工业化发动者的局限性，从而在很短的时间里走过了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产业结构迅速演进，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主导产业，重复了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上百年方才完结的故事。广东的奇迹印证了产业结构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一般原理，但是更加适合以发展经济学加以解释。由于广东的从最终产品部门入手、不均衡的以轻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发生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内部，有国内其它地区的重化工业和农业作支持互补，所以这种不均衡的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方式对于长期处于计划经济和对外封闭下一直大力发展重化工业并且非常重视农业的中国来说，反而是均衡内部和外部经济的需要。目前，广东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需要解决扩张中的资本形成和主导产业成长问题，面临着一次更加艰难的结构调整任务，其中，吸引跨国资本和培育本国技术能力，塑造新的比较优势，从生命周期理论的第三阶段爬升到第二阶段，避免顺差的转移造成贸易条件恶化，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广东产业结构调整的艰巨性在于，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决定了广东产业结构升级不会是类似韩国等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那样因为劳动力短缺所被迫，加工贸易所带来的产业依赖尤其需要警惕;此外，广东以往20年的外国直接投资以中小型华人资本为主，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正是广东的曾经受益的人缘和地缘优势，面对知识经济的大潮，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优势已经不再辉煌，甚至可能变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劣势。所以，广东下一阶段的结构调整的首要条件是制度和资本的深刻变革，或者直接说是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的全面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