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1年3月11日下午,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9.0级大地震,这是日本观测史上震级最大、波及范围最广的地震。地震发生后一个小时,海啸席卷了岩手县、宫城县、福岛县等太平洋沿岸城市,造成2万多人遇难及失踪。福岛核电站1—4号机组的供电设施在灾难中损坏,随后酿成核电站爆炸、核泄露等一系列危机事件。日本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在与灾难共生的地理环境下,日本媒体形成了实用且有特色的灾害报道机制。在这场复合型的大灾难中,日本媒体的表现受到了海外媒体的广泛关注。本文以日本媒体对东日本大地震·核电事故的新闻报道为研究对象,运用内容分析、实地调查、文献研究等方法,解读日本媒体在重大灾难和危机处理中的表现,并反思其对中国媒体灾害报道的启示。日本现有的媒介集团大多建立于19世纪后半期,迄今已经形成了完整而成熟的媒介运行体系。本研究主要从报纸、电视、广播三种传统媒体的角度阐释日本媒体在灾害报道中的表现。报纸方面,通过对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半年时间内《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的定量分析,可以看出灾难的覆盖和叠加,使日本全国性报纸持续保持了较高的关注度。而受灾地区的地方性报纸得益于应急预案的建立,立足灾区,以细密周到的生活信息履行了新闻机构的责任；电视方面,NHK综合频道展现了公共放送机构的实力,紧急地震速报和客观理性的报道风格受到国际媒体的赞誉。五大民营电视台在灾害应急反应上向NHK综合频道看齐,但在灾害报道的专业性和持续性上受到质疑,当然这和民营电视台的“民营”性质密不可分；广播方面,日本的各大广播机构在灾难中逐渐形成了明确的报道理念,如“安心报道胜过灾情报道”,此外,独特的紧急速报系统使广播在现代技术“失声”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提到日本媒体的灾害报道,就不得不提到日本社会的灾害文化。灾害文化是与防灾和减灾相关联的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灾害文化不断地被深化、变革,融入到日本社会运作的每一道肌理。日本媒体灾害报道中的三块重点内容：防灾报道、安心报道、生活信息报道,正是灾害文化在大众媒介上的体现。同时,检证性报道作为日本媒体的一种新闻实践和探索,在灾害报道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研究从1995年阪神·淡路大地震在日本灾害报道史上的转折性意义、检证意识在东日本大地震上的表现两个方面,阐释了检证性报道在推动现代社会发展上的进步意义。从东日本大地震·核电事故的灾害报道上,亦可以看出日本媒体在危机应对方面的种种不足。本研究将日本媒体在灾害报道上的问题总结为以下三个方而：1)风评被害,媒体对核辐射报道的处理不当,引起日本国民恐慌,造成经济损失；2)“大本营发表”,政府和东电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信息成为媒体核电信息的主要来源,政府信息不透明,媒体没有起到监督和批判的作用,同质化严重；3)记者俱乐部制度,日本媒介体制中难以根除的症候,既得利益者的堡垒,政治和媒体的利益捆绑,阻碍了灾害报道的多视角、多利益诉求。东日本大地震、福岛核电事故的连锁反应再次验证了,自然灾害的“社会性扩大”将会给现代社会带来的巨大的破坏和损失。尽管日本媒体的灾害报道不尽完美,中日两国之间的媒介生态环境也大不相同,但日本媒体在灾害报道上的许多方面值得我国借鉴和警醒。本研究主要从应急预案、专业素养、检证意识、科技人才储备四个方面论述了日本媒体灾害报道对中国媒介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