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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各个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总体上看，西方社会(主要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西欧、北美;也包括新兴工业化国家，如日韩)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引发了社会各个领域的问题和矛盾，陷入了“总体危机”之中。面对诸多的危机和矛盾，西方社会爆发了表达不满和进行抗议的社会运动(如女权运动、民族运动、和平运动、反全球化运动等)，而环境(生态)运动是引人注目的一支。学界关于西方环境运动的研究较多。其中，西方环境运动的社会属性问题是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 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但是，这些改变只是量变而非质变。晚期资本主义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分析和有力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武器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方法(例如，阶级分析法)仍然是分析发生于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西方环境运动的有效工具。笔者正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来对西方环境运动进行剖析的。 西方环境运动的社会属性是同直接引发西方环境运动的生态危机的社会属性紧密相关的。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同人类以往面对的生态问题具有不同的性质，它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根源，以资本为中介，以全球化为导线，以自然和人的双重异化为后果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资本逻辑支配着这场全球性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运动是最能反映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社会属性的，因而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通过对以下问题的研究，发现西方环境运动同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一样，是同资本主义制度紧密相联的。它是爆发于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发生在生态领域和社会领域，具有反对资本逻辑支配倾向的新型抗议活动。 西方环境运动是在晚期资本主义这一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阶段产生的。除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外，西方环境运动的产生还与其所具有的群众基础、科学基础、理论基础和政治基础关系密切。正是在反对和试图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过程中，西方环境运动经历了兴起、扩展、定型和转型的历史嬗变。在发展的过程中，经过理论与现实的碰撞，西方环境运动逐渐形成了自身的运动主张。其从最初以受害赔偿为主要诉求的社会运动发展成为拥有经济诉求、政治诉求、文化诉求、生态诉求、社会诉求的社会运动。从目前来看，西方环境运动的基本主张主要是以“社会生态学”为理论基点，以“基层民主”为政治诉求，以“非暴力”为斗争手段，以“区域自治”为社会模式，以“生态正义”为价值追求而构成的整体。其中，社会生态学的基本要义是将人类社会纳入自然生态系统，强调的是包括自然和人类在内的“生命共同体”之间的整体性关联。基层民主直接针对的是代议制民主、精英民主和共和民主，其基本要义是强调公民参与自治的权力和过程。西方环境运动提出的基层民主内含生态元素，又被称为生态民主。非暴力的基本要义是对暴力的否定和反抗，这里的暴力包括个人暴力和结构暴力两方面内容。区域自治的基本要义是指当地人们按照当地的生态特点来进行区域管理。生态正义的基本要义是强调生态领域中的社会正义，是一般正义观在生态领域的延伸。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为西方环境运动反映了晚期资本主义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基本矛盾(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和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并未发生改变，而是和其它矛盾(种族矛盾、性别矛盾、民族矛盾)共同构成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总体矛盾”。在这里，西方环境运动只是反映这些社会矛盾的一面镜子，而非解决这些社会矛盾的根本出路。 西方环境运动反映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在西方社会，不同的阶级主体在生态危机面前的处境是极为不同的。一般而言，低下阶层承担着更多的生态风险和生态危害。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西方环境运动是一场无阶级属性的新社会运动。通过研究发现，产生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之下的环境问题由于受制于资本逻辑的支配而仍然具有一定的阶级属性。通常用以解释西方环境运动的理论范式如需求层次理论、后物质主义理论、信息不充分理论以及中产阶级理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仍然是解释西方环境运动的有效工具。阶级分析法是以社会经济条件、阶级划分以及阶级利益作为分析阶级社会现象的切入点的一种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用以分析阶级社会的社会现象的基本方法。通过对西方环境运动行动主体的阶级属性、运动诉求以及西方环境运动与工人运动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发现:西方环境运动的参与主体都不占有生产资料，都受资本逻辑的支配，都是异化的产物;这些行动主体提出了具有反对资本逻辑支配倾向和追求社会正义的这些明显带有阶级性质的运动诉求;尽管在表面上，工人运动游离于西方环境运动之外，但实际上，工人运动与西方环境运动有着深层的互动和关联，共同构成了具有反对资本逻辑支配倾向和性质的社会力量。西方环境运动的行动主体提出了反资本支配的阶级诉求。因此，西方环境运动是带有一定阶级属性的社会运动，反映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 西方环境运动反映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种族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更多是由少数族裔所承受的。西方环境正义运动清晰表露了环境问题和种族问题之间的紧密关联。但西方环境正义运动由于没有看到环境问题、种族问题同阶级问题之间的紧密关联而具有重大的理论局限。尽管种族主义和种族问题有着一定的历史文化原因，但从根本上看，种族主义和种族问题是同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紧密相连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是建立在对原住民栖息地和劳动力的血腥掠取的基础之上的。种族主义也正是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而人为制造出来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种族主义已经内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当中，表现为少数族裔聚居地的划分、少数族裔职业的划分等等。一般而言，少数族裔在资本主义国家当中的贫困地区生活，从事“劣等”职业，属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因此，种族问题和种族主义带有明显的阶级性质。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西方环境正义运动正是爆发在少数族裔聚居地以及低下所得阶层当中。种族问题和阶级问题在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中同生态问题自然而然地联系在一起。西方环境运动提出了反环境不义的运动诉求，反映了西方社会带有阶级性质的种族矛盾。生态问题的解决是同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问题和种族问题的解决缠绕在一起的。 西方环境运动反映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性别矛盾。在生态危机面前，女性同样处于不利的地位。生态性别平等运动是以女性为主体的西方环境运动，它以生态矛盾的形式反映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性别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直接决定着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性别关系是诸多社会关系中最直接的关系。性别关系和自然关系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人类的劳动实践是连接二者的中介。在西方，生态性别平等运动以生态女性主义为理论基础，生态女性主义以生态性别平等运动为实践场地，二者在反对性别支配和自然支配的过程中统一起来。生态性别平等运动除了连接了性别关系和自然关系，还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阶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和自然同为受压迫的对象。此外，和种族主义一样，性别主义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而阶级关系则是性别主义产生的重要条件。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性别关系和生态关系是对阶级关系的反映，二者共同根源于资本支配逻辑。生态问题的解决是同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的解决联接在一起。因此，只有消灭资本逻辑支配，才能实现自然解放和妇女解放。 西方环境运动反映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民族矛盾。落后国家和地区往往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掠夺原料和倾倒废物的场所。国际环境正义运动是西方环境运动的重要力量。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迫于资本流动、资本统治和资本增殖的需要，向落后国家推行“生态帝国主义”和“生态殖民主义”，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制造了大量的环境问题和生态灾难，使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蔓延至全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生态问题上的强权引致广大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内部正义力量的反抗，即国际环境正义运动。国际环境正义运动反映了晚期资本主义面临的民族矛盾，这种民族矛盾实质上是一种阶级矛盾。国际环境运动具有世界性的无产阶级反对世界性的资产阶级的性质和倾向。在这里，南北问题和生态问题的交织是由资本的国际支配和自然支配的叠加造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蔓延是产生国际支配和自然支配的根本原因。反国际支配是国家环境正义运动的主要主张。只有通过民族解放和自然解放的内在互动，共同对抗资本逻辑的支配，才能最终解决民族矛盾和生态矛盾。 总之，透过西方环境运动，看到其所反映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总体矛盾和总体危机。表现为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矛盾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仍然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仍然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并未发生改变。人和自然的矛盾(或者套用奥康纳的说法，即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体现和折射。同时，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导致了经济危机，生态危机是经济的产物和表现。因此，只有消灭资本支配逻辑，才能解决西方环境运动反映的晚期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矛盾，推动人类社会向高级形态演进，真正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