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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37年5月,师陀以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谷》(时用笔名芦焚)获得《大公报》文艺奖金之后,他就从没有停止过他独具特色的写作。在1940年代,他以自己独具特色的创作构筑了属于自己的果园城世界,从而确立自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除了专注于中原乡土的描绘,师陀还将他的笔触深入到当时以北京和上海为代表的都市里。对生活于其中的一部分人们加以描绘。本文拟以其小说书写的两个主要对象:乡土和都市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其在这两个方面创作的得失。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乡土中国的“浮世绘”——师陀乡土小说的“反田园牧歌叙事”。在这一部分里,关注到的是师陀早期有关乡土的“浮世绘”式写作,这样的写作主要体现在他的短篇小说集《里门拾记》里,在这部小说集里用一种类似于浮世绘式的描绘,为读者虚构了一个“百顺街世界”。从这部小说集开始,师陀已经确立了其另类的乡土写作的形式,那就是一种“反田园牧歌”叙事。在这一部分里,还关注到师陀对于乡土之上地主家族败落的书写。乡土地主家族及他们所代表的那种“生存方式”已经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无法真正的再维持下去。乡土之上的地主家族的村落真的成为了“无望村”。第二部分:果园城——乡土中国“生存方式”的咏叹。在师陀最具代表性的乡土小说集《果园城记》里,他观察到了乡土社会的封闭性与停滞不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被一种无法向现代社会蜕变的生存方式所制约着。即使这种生存方式在相当长时间里维持了乡土的宁静与美好,它的没落与被代替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看到故乡的衰落,师陀的心情是复杂的。这表现在他的小说里的基调就是一种为逝去的日子而咏叹的感伤。第三部分:《马兰》与《结婚》——启蒙与现代书写的困境。师陀在面对启蒙话题和城市的时候,他的表现区别比较大,在《马兰》里,师陀在以自己与左翼人士的接触,对于革命启蒙和爱情的描绘多少是可以反映出一些时代的真相的。《结婚》是师陀所不擅长的都市题材,当他以乡土的立场来处理都市题材的时候,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他对于现代性的后果所产生的现代都市了理解有一定的偏差。这也使其在处理他小说里的主要人物的命运时无法用现代眼光来审视。从而造成了其用乡土世界来衡量现代都市时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