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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分析1927-1937,南京国民政府所建构的电影管理体制,并非由政府单方推动,而是建立在当时中国社会所具有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基础之上,并深受中国传统“文以载道”思想的影响,主要由政府-知识阶层双方的共同意愿推动建立,很多时候还得到了来自电影业界的助力。
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国民政府电影管理体制的成因》中第一节“四方力量的博弈塑造了中国电影的形貌”,分析自国产电影开始发展以来,中国国内的三支力量,即政府-知识阶层-电影业界,外加一支外来电影势力,这四方力量的博弈塑造了中国电影的总体形貌。第二节,“中国电影的发展与官方介入电影管理的关系”,阐述由于中国电影业的高速发展与社会影响的扩大,引发社会就电影管理问题展开了积极的讨论和零星的自发检查,社会舆论要求官方介入电影管理的呼声高涨,应运而生了北洋时期的电影检查实践,政府与知识阶层在此达成初步一致,为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所建立的电影管理体制打下基础。第三节,“电影界民族主义思想的生成”,通过外国电影势力对中国电影的深刻影响促发了民族意识,留学生进入影界催生了民族主义思想等分析,推论出电影业界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导致业界支持建立消极管束为主的官方电影管理体制的因为。第四节,“国民政府电影认识分析”,从中华民国与中国电影的内在民族主义关联、政府与电影业界均具有的强烈民族主义思想的契合、党政人士的电影功能认识、国民政府的电影管理认识等四个方面,来分析论证国民政府电影管理体制建立背后的支配思想乃是以电影实现新民训育,从而为建设民族国家总体任务服务。
第二章《国民政府电影管理体制的建立与建设》在第一章的基础上,以电影检查为中心,描述1927-1937年间国民政府电影管理体制建立与形成的基本过程,是本论文的主体部分。
首先论述:统一电影管理行政是国民政府电影管理体制建设初期的主要目标,其过程表现为努力与阻力并存。国民政府建立电检行政体系,首先要解决的便是与地方电检机关的关系问题,这当中最关键的是与上海地方电检机构的关系问题。电检行政上中央集权的成功,与国民政府统一国家的过程密不可分。
其次为具体建立过程的描述:1929年内政部颁布《检查电影片规则》13条,随后与教育部合作将其修订为16条规则,地方上据此建立了检查机关。从1929年到1931年内教二部电检委建立前这段时间,是为国民政府电检制度的初期尝试阶段,主要以上海为电检行政的实验室。1930年底国民政府颁布《电影检查法》,1931年成立了全国统一的内教二部电检委,此为中央政府主管电检行政的初次实践。内教二部电检委时期,确立了包括检查程序的建立规范、人员配备、配套系列法规制订等在内的国民政府时期电检行政总体框架。
电检委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工作重点,分别对诲淫诲盗电影、武侠神怪电影、辱华电影、方言电影进行了打压,促进电影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获得了相当的知识阶层支持和部分的业界支持。另外,对左翼电影的打压则呈现出了电检制度趋于社会思想文化控制的消极负面。
由于国民党党务和行政系统的固有矛盾,党务人士发动以“艺华事件”为中心的系列事件,并通过中央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剧本审查委员会等机关的建立为铺垫,将内教二部电检委改组为中央电检委,从行政系统手中夺取了电检权。这既是党务系统对行政系统的胜利,也是国民党对全社会加强集权管理的一种体现,由此,电检行政也开始转向,展露出其压制民主的负面效应。但在中央电检委时期,除了加强思想管束外,仍通过对外国电影在华活动的控制和加强打击辱华片,延续了内教二部电检委时期确立的扶掖国产电影的基本思路,为维护民族电影做出了努力。这是由电检制度建立的民族主义思想基础决定的。
第三和第四章阐述国民政府在以电检事务为中心的电影管理体制建立后,依托前后二任电检委和有关机关,通过对外、对内电影政策制订和实施,为推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而做出的各种努力。其根本指导思想,仍是民族主义与强调电影教化功能。
第三章,《国民政府对外电影政策与实施》,主要涉及辱华电影问题、中央制止辱华片和其他外片的举措、通过限制外片保护国片问题、外人在华摄片问题、主动对外宣传等5方面。辱华电影问题探讨了对辱华电影的界定和分析。其次,剖析中国社会对辱华电影认识的时代变迁特色。国人的辱华片判定总是与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紧密结合,故而开始建议政府施行进口电影检查、外交干涉、国片出口检查、强调通过积极引导和主动对外宣传等手段消除辱华电影的产生。前期的民间抵制效果不佳证明,在辱华片问题上,必须要有官方力量介入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事实上辱华片数量的逐渐减少,与国民政府通过对外电影政策长期的努力密不可分。
第二节,国民政府制止辱华片和其他外片的举措:主要阐述租界电检权的存在对中国统一电检行政的影响,政府制裁辱华电影的具体过程,以及政府其他各种手段消除辱华电影摄制的努力。
第三节,通过限制外片保护国产影业问题,所谓限制外片主要手段为加大对外片的检查收费和罚款力度、对各类电影文字的进行规定。
第四节,严格监控外人在华摄片问题:探讨该问题的出现,制订对策的过程,包括首订、修订、对外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的成立、漫长而细致的再修订等,最后分析上述措施所体现的实施效果。
第五节,国民政府的主动对外电影宣传:分析对外宣传意识产生的复杂原因,特别指出国民政府在此问题上由主张拍摄面对现实的电影转向正面宣传为主的因为,进而采取限制包含负面因素的国片出口,并由官方制作正面宣传的影片、设置海外宣传机构来推动海外电影宣传等手段以追求正面宣传意图。
第四章《国民政府对内电影管理的各项举措》,主要由二部分组成:以反对迷信之名义禁绝武侠神怪影片、以推行国语名义禁摄方言电影。
“禁绝武侠神怪影片”一节,首先分析1928-1931年武侠神怪片热潮生成之因为,包括社会舆论对武侠神怪片的各种评价,从而与政府禁绝武侠神怪片之用意相联系,带出第三节对禁绝武侠神怪影片之过程与打压小公司之关系的分析。本节以“禁绝神怪武侠影片的滥觞:禁映《火烧红莲寺》”的专题分析为结语。
“以推行国语名义禁摄方言电影”一节,首先分析推广国语运动与现代民族建设的关系,其次阐述国语运动在电影中的体现,接着从“政治因素”、“文化因素”、“商业因素”三方面来分析中央禁绝方言影片的因为,最后略论其他方言电影情况。由于多种因素影响,导致了国民政府放弃禁绝方言声片的政策。
结语:对全文进行总结,并点出其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