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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是在一定的地域内结成的人类共同体。地理、民族与民族主义之间具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古代华夏民族的形成和华夏中心、天下主义等社会意识形态的生成与中国特定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之兴起和发展更是同对异域他族构成之世界的认知密不可分。19世纪西方地理知识的传播为国人建构了一个文化认识上的“地理台阶”，从而改变了国人的知识结构和知识对象，为他们从各种学说和制度中择取良善，以“拿来主义”的方式改造中国，把中国带入民族国家的行列提供了取之不竭的资源。与此同时，各种境内和境外旅行不但使人们得以把自己和生活在中国这块疆域内的同胞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凝聚了民族，而且使他们得以从对异域风景的感受中重新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民族身份，并且对异域学说制度之优劣及其在中国社会之适应性问题进行审慎的思考和抉择，构建中国民族国家的蓝图。19世纪中期以来领土和主权的丧失，直接刺激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此后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为恢复丧失领土和维持固有疆域的领土战略。在此过程中，国家疆界的确定成为民族国家形塑的重要一环。由此观之，地理因素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之影响既深且远。 梁启超是中国民族主义的核心人物。纵观其民族主义思想和实践的发展历程，无不伴随着地理空间的变化和关于异国他族知识的增长。无论是从新会老家风景中得到的民族意识启蒙，还是早年在中国各地的学习和政治运动经历，或是流亡日本接触新知新学，抑或赴美游历后的国家主义转向，及至欧游途中对于东西文明的反思，都贯穿着一条地理空间变化的主线。每一次地理空间的改变，都促进了梁氏世界知识的增长，并在此基础上修正前一阶段的民族主义思想。终其一生，梁氏始终从宽广的世界格局着眼，吸取异国他族的学说和制度，并在各种理论和制度之间进行比较，从而选取适于中国的改造方案，建构民族复兴的“希望空间”。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在瓜分危机的背景下诞生的，对于中国领土的关注成为其民族主义的重要环节。无论是甲午战后割让台湾，还是胶州事件，或是俄索旅大事件，及至20世纪初的英藏交涉、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等关系中国领土和主权变更的重大事件，都深深影响了梁氏对于中外关系和理想的中国领土范围的认识。他和革命党之间关于大小民族主义的争论，以及立宪与革命的不同道路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新的政治共同体的领土范围和领土战略的不同看法。而他对于台湾、西藏、满洲、蒙古等中国各部边疆形势的认知，以及在广阔的世界格局和中外关系走向判断的基础上，结合世界其他殖民地的反殖经验，提出的收复失土并加强边疆领土控制的思考，成为其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梁氏民族主义思想的这些部分，对今天困扰于民族边疆整合和民族国家领土争端的中国不乏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