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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加快,企业竞争日趋激烈,全球性的企业并购浪潮方兴未艾。强强联合打造出的航空母舰令人叹为观止,波音兼并麦道、美国花旗银行并购旅行者公司,其并购总额达数百亿美元。在国际化的企业并购趋势下,我国原本就规模较小的企业更显得份量不足。尤其是加入WTO后,改革开放势在必行,如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借企业并购的东风,打造我国企业的航空母舰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在试错式的摸索中,我国企业并购过程存在着一些误区。例如,政府拉郎配的现象屡见不鲜,强行的企业并购造成了“好的拖坏,活的拖死”的现象。此外有的企业盲目求大,并购不服从效率的准则。还有的企业片面追求多角化经营,淡化主业,八方出击,结果四面楚歌。 针对这一状况,我国理论界对企业并购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入,但国内学者大多对并购战略、并购程序、并购的具体手段研究较多,而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对企业并购的障碍分析及政府行为等层面的研究明显不足。虽然有些学者也对我国企业并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但大多停留在并购的动因研究上,显得层次不深且比较零散,缺乏系统的研究。 本文主要采用规范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借鉴当代西方最新的并购理论,并将其与中国的现状紧密结合,针对我国企业并购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从主体和环境两个大方面对我国企业并购的障碍进行探讨,并分析了我国政府在企业并购中的正确角色定位,以期为国家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促进我国企业并购的发展。笔者指出:我国企业并购具体操作的种种不规范行为和存在的问题是由于并购动因的扭曲和错位。而企业的具体并购动因由并购行为主体决定,并受环境制约。因此,我国国有企业内部模糊的产权制度、不完善的治理结构,外部证券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尚不成熟和规范、中介机构和法律体系的不健全和滞后,再加上我国政府的不当角色定位,才是问题存在的根源。基于以上分析结论,笔者建议:尽快完善我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改善影响我国企业并购动机的环境因素,摆正政府角色,强化并购动机并使之趋向理性化,从而为我国国有企业并购的健康发展扫清前进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