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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昌作为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先锋之一，常以冷峻的目光关注着时代转型中人的生存现状。围绕“时代变革之中，人的生存到底适不适合”的主题，透过对形形色色的人物生存状态的观察，杨德昌用冷冽的视觉化方式诠释了对于“存在主义”的独特理解。 对“生存”意义的追问是杨德昌电影不变的主题。“以怎样的状态去存在”是杨德昌等台湾新电影人希望透过电影的视觉化方式和受众进行交流的问题。由台湾新电影运动发生的历史，笔者观察到杨德昌等新一代台湾电影人，将目光从宏大叙事转向了对人生存状态的观察。通过对杨德昌电影剧本创作的思路分析，可以探知新一代电影人改变了以往政治宣传片的写作角度和拍摄手法，采用多线叙事的方法，将时代转型中“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作为切入点来探讨“生存”这个大课题。 在这个课题中，杨德昌想要和受众讨论的是“生存”与“死亡”两个问题。存在主义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同时将死亡看做是存在的其中一种形式。由两种“此在”状态的转换，杨德昌把同一人物在不同时期的此在状态进行了比较，并最终发觉人存在的意义是由两种“此在”状态的转换来完成的。而死亡这种特殊的存在状态，对于存在来讲，并非意味着生命的终结，而是作为一种“从他者那里可经验”的事实，给生者带来了继续生存下去的勇气。 作为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先锋人物，杨德昌试图打破以往台湾电影刻板的拍摄规则，运用视觉化的方式去解读存在主义关于“选择”与“自由”的话题。以都市作为实验室，他把人当做实验的观察对象，通过环环相扣的情节设计、别有意味的镜头调度、独具匠心的场景铺排来层层递进，采用客观的观察角度，运用长镜头为观众展现真实，从而带给他们真实感，以将观众于无意识中引入故事场景，使之自发地思考关于生存的意义。 以往对于杨德昌电影风格的研究，偏重于他善于运用冷漠的第三视角和长镜头来对都市生活进行记录。笔者通过对杨德昌电影剧本创作及拍摄手法的分析，发现杨德昌将那颗渴望与受众交流的心深藏于冷漠的镜头背后，于无声处将观众引入到对于生存意义的思考中。他将生存问题视觉化，并引申为一场场生动的讨论。冷漠的拍摄风格只是他靠近真实的手段，利用影像与观众进行交流，从而一同去探寻生存的意义，才是杨德昌电影将生存作为主题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