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2013年我国进行的大部制改革中，将卫生部、人口计生委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的职责整合，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加注重提高新生人口质量和医疗卫生服务综合水平，向公共服务导向型转变。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决定启动“单独二胎”政策，即父母双方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育二胎，跟之前的“双独二胎”政策相比进一步放开了二胎政策。在2014年新年伊始，浙江省率先实施了该政策。西方很多著名的经济学流派和经济学家们很早就发现了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悲观学派认为人口的持续增长会阻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无法满足人口持续增长的需求；乐观学派则认为人口增长不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影响，他们认为凭借人类的智慧以及科技进步完全可以解决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短缺、资源危机、环境压力过大等问题。总之，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是密不可分的，这就为生育政策的经济学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我国生育政策自建国初期以来实施，经过若干次的调整，逐步趋于成熟。每一阶段政策的目标不尽相同，由不同的政策带来的效果也不同。在建国初期，虽然没有规定明确的生育政策，但是各项政策实际上鼓励了生育。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限制生育的政策被提上日程，实施的力度从宽到严，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中断了一段时间，但是每一阶段的人口预期目标都已达成，且效果显著。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控制人口数量的目标既已达成，但是由于长期控制人口所造成的低生育率产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经济学上可以用实施政策的投入产出比来评价该项政策的好坏与否。从生育政策实施的社会成本来看，产生了许多的不良后果。从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来看，由于生育成本较高，许多理性的父母不肯多生育子女，甚至干脆不生育，直接后果便是导致了生育的性别比例失调；对劳动力与就业情况的影响则是表现在适龄劳动人口供不应求，劳动力的年龄结构老化；低生育率还造成了严重的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口抚养比攀升，家庭和社会的养老负担沉重。考察生育政策实施的经济效益，利用计量经济学进行简单的实证分析，运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和相关系数理论，发现人口的出生率率与GDP增长存在负相关，即低生育水平带来了GDP的增长。从长期来看，人口持续的低自然增长率与经济发展存在长期相关性，是长期协整关系，又是互为因果关系，换句话说，人口的低自然增长率带来了GDP的高速发展，而GDP的高速发展又制约了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使其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从二者的分析比较来看，生育政策实施的成本明显要大于实施的收益，在低生育率时期，现行的生育政策使社会发展付出了更加沉重的代价，调整势在必行。最后对生育政策调整的方案进行梳理和探究，总结了国内学者对其调整方向的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是否放开二胎政策上。根据生育政策的三大基本原则——公平原则、效率原则、渐进原则，结合国内二胎生育试点的成功案例和地区，提出相应的生育改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