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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回溯问题根源的方法评析了德里达与福柯关于《疯狂史》的论争。德里达在《我思与疯狂史》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可归结为两个层面的问题:福柯对笛卡尔哲学作品的解读是否为《疯狂史》的哲学基础？哲学在《疯狂史》研究的“整体的历史结构”中地位如何？福柯对德里达的策略性回应必须回到《疯狂史》中为这些问题寻找答案。在对《疯狂史》整体架构的粗略考察之后，本文把有关笛卡尔的段落放置于这个架构之中来分析其地位。结论是笛卡尔“我思”对疯狂的排斥并不构成《疯狂史》必需的哲学基础，哲学思想所表达的疯狂体验与其他层面的体验共同构成古典时代疯狂体验的复杂面貌。就这场争论本身而言，它体现了两位思想家截然不同的思考面向:德里达专注于从一切文本内部挖掘出其形而上学基础，然后通过把这些文本的意义纳入其延异结构来批判这种形而上学的暴力;福柯从《疯狂史》开始的整个学术生涯都显示出他把历史引入哲学的思考维度，从这种维度出发的一系列探索对西方文化产生了冲击性的影响。《疯狂史》这本书的命运是这两种不同思考冲撞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