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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冲突问题，引发了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学术界的热烈讨论。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对于农村冲突的发生、行动及化解机制还存在较多争论。而在政策方面也有一些认识误区，部分针对农村社会冲突的应对方式，不仅未能起到有效化解冲突的效果，反而造成了新的矛盾和问题，有时甚至导致冲突事件的升级和激化。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已有不少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冲突现象，并将其视为发展经济学领域内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重要问题。迄今为止，经济学家们已经建立起一整套模型方法，对冲突的发生机制、行动机制及其影响进行全方位的关注;而在社会学领域里，也有不少研究开始使用经济学常用的分析思路和研究方法。相比之下，大多数针对我国农村社会冲突问题的研究，都更多从社会学、政治学或者法学视角出发，更强调对于单个或多个案例的解读和比较，对于冲突为什么发生、人们为何选择参与冲突，以及应选择哪种方式化解冲突这几个关键问题，还没有一致的答案。 因此，本研究以我国农村社会冲突为研究对象，探讨冲突的发生、行动及化解机制。首先，使用基于实地调研获得的大样本数据，描述当前农村社会冲突的基本现状和特征。结果发现:目前前我国农村社会总体情况较为稳定，显性冲突比重较低;但不满情绪比较普遍，存在一定的冲突隐患;同时，基层组织在农村社会冲突中的作用十分关键:从发生原因来看，基层治理能力不足与冲突的发生密切相关;从解决结果来看，基层组织的介入降低了农民对冲突解决结果的满意程度。 接着，本文从经济学视角下的资源争夺和资源配置相关模型的探讨开始，以农村社会冲突与土地产权的关系为例，分析产权有效性如何影响冲突的发生。在计量过程中，纳入“土地承包调整”、“税费改革”等变量，考察制度变迁带来的产权有效性变化如何影响冲突的发生。结论表明，对我国农村地区来说，影响冲突发生的，除了产权有效性变化中的“稳定性”之外，还与“公平性”、“参与性”有关，而“公平性”和“参与性”的提高，与基层治理能力息息相关。 在分析冲突的行动机制时，本文重点关注农村社会冲突中的“集体行动”如何得以实现。在文章中，通过对于理论模型的推导和分析，指出“关键人物”的存在及其作用的发挥可能决定了集体行动的形态和结果。基于对实地调查数据的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在当前农村地区的社会冲突中，“关键人物”的作用受到极大限制，“集体行动”难以达成预期目标，且容易出现激化和失控问题。导致“关键人物”作用受限的重要原因，则是基层政府面对农村冲突“过度反应”而采取的“压力型维稳”方式。通过对一个实际发生的农村冲突案例进行跟踪调查，文章进一步证明了上述观点。 对于冲突的化解机制构建，本文首先考察居民需求，利用公开发布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对城乡居民面对不同类型冲突时的解决渠道需求意愿和实际选择进行比较分析。发现虽然城乡居民身份等因素可能影响到个体对不同冲突解决渠道的需求意愿，但当实际遭遇冲突事件、尤其是以政府为对象的冲突时，绝大多数影响因素都变得不再显著。由此推测，虽然不同类型的居民对于不同的冲突解决渠道有不同偏好，但当其真正卷入冲突时，实际选择还是取决于外部的制度供给约束。 最后，文章从对冲突的“社会功能”认识出发，利用一些尝试化解农村冲突的实地试验案例跟踪调查资料，总结当前我国化解农村社会冲突的常用模式，着重关注是否可以将冲突过程中产生的“集体行动能力”转化为村庄发展的积极力量，从而化危机为转机，在化解冲突的过程中促进村庄的良性发展。 本研究所提出的“冲突化解机制构建”，并非意味着防止冲突出现或者促使冲突消失，更反对简单地对农村冲突事件进行压制。“化解冲突”的真正内涵，是从一种新的视角去理解和认识农村社会冲突现象。真正实现冲突化解，需要利用冲突的社会整合功能，通过政府部门的有效引导和利益表达的组织化、制度化过程，构建冲突中的利益协调机制，冲突事件后的组织转化机制，让农村冲突事件成为推进政策变化和改善基层治理的契机，同时促进农民集体行动能力的重建和村庄社区的重新整合，形成一种动态的社会稳定机制，并对村庄发展产生长期的积极效应。 具体来说，要成功构建冲突化解机制，首先需要各级政府转换社会稳定的维护目标，改变目前静态的“维稳”指标考核方式，以追求动态的社会稳定为目标，更多考虑社会稳定维护的长期效应。其次，应该构建制度内的意见表达渠道和纠纷解决机制，让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方式对冲突行动发挥“替代效应”。第三，对于冲突中出现的组织给予宽容态度，不将其视为“与政府作对”、需要加以取缔的“非法团体”，采取措施，积极引导这些冲突中形成的抗争组织转化为文化团体或经济合作组织;同时，借助各种支农项目，为农村冲突的化解机制构建提供必要的外部资源。如果能实现以上几点，就能够整合多方面的力量，在农村社区构建“多中心”的管理模式，在实现冲突化解的同时促进村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