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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会让人惊讶，百年前的世界和现今世界有着这么多的相似之处，让人不由得从历史研究中寻找当前困境的出路。19世纪后期，尤其是内战后到美西战争前的美国和英国，一个是新兴崛起的地区强国，经济实力的膨胀和反英情绪的高涨使得在其扩张商业帝国时不得不面对庞大的英帝国的阻挠和挑衅，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实力但已略显疲态的既有霸权国，在美、德同时崛起的情况下不得不放弃“光荣孤立”在全球寻求可依赖的伙伴。两国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相互谩骂与鄙视，也有相互依赖与理解，这些都不得不让人联想和思考所处的环境。本文主要通过对这一时期，两个典型的英美重大争端的回顾和梳理，重点考察两个问题:一是美国作为一个地区强国如何在不招致英国敌对或武力威胁的情况下，处理好英美之间的重大争端，并一步步将英国赶出美洲大陆;二是美国在前后对英争端处理过程中的做法有何不同之处，从大战略理论框架来观察其有何相对成功之处，或是有何缺失之地，及从中透射出的战略原则和道理。 关于这一阶段美国在战略思想和外交操作方面的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美英外交史和美国外交史的角度，侧重于历史本身细节评述，这类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大量历史素材，但局限于对外交事务的关注而没有对整体战略制定、运作的全局性理论的思考和探索，并缺乏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对这一阶段美英之间诸多仲裁事件进行系统地审视和观察。另一大类是从战略史和国家大战略研究角度出发，用宏观的、战略的视角来考察国家大战略缔造与实施。这类著作为本文提出了战略的视角和考察的框架，但这类著作主要关注于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总体变化以及主要国家实力对比变化的影响而忽略这个时期美国对英战略操作对于战略史考察和大战略理论研究的某些贡献（虽然整个过程中也犯有严重的战略性错误）。因此本文主要结合两类著作的特点，期望用大战略研究框架来重新考察19世纪后期美国对英战略操作中的得失及对后世的启示。 通过对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借鉴和批判，本文主要的创新点有:第一，本文不局限于对历史的简单复述，而是采用战略史研究框架和战略视角重新梳理、整合这段历史，通过两个典型事例，将美国在处理美英争端时的战略设想和具体操作放在大战略框架下考察，揭示这段历史所透出的战略道理。第二，本文认为研究美国崛起除强调政治、经济等方面因素外，也有必要考察美国决策者和执行者在这一时期的贡献，既在争端处理中逐步学会如何更好利用外部资源来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又暴露出战略运用上的不当以儆后人，并对理解和解释当今世界也有一定启迪和借鉴作用。第三，本文一直强调从亚拉巴马号赔偿到委内瑞拉边界事件是美国外交政策从孤立主义走向国际主义过程中相当重要的时间段。这期间的美国经济高速发展但仍处于向工业化转型时期，权势增长势必招致既有霸权国的警惕和施压，也必然导致双方摩擦增加，如果说和当今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十分相近未免过于牵强，但却可以从美国对英的战略操作中总结经验和教训，对我国对美战略操作有所借鉴和指导。本文主要分四章进行论述: 第一章是对于19世纪后期美英争端战略环境的分析，这是研究美对英战略操作不可回避的外部因素和战略起点。这一时期的美国，经济实力增长的确让美国在与英国交涉时加分不少，但经济往来的加深也使其与英国的经济依存度大大增加;政治上公众政治、利益集团和民族主义对政治决策的影响不断增加;军事上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使英国海上优势有所削弱;文化和社会结构方面美英相互交流频繁及社会结构变化都有利于双方互通和克制。另外还有更为重要的是英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和美国的战略选择。内战后的美国在英国的“免费安全”下潜心于本大陆扩张自己的商业帝国，没有轻易挑战英国的核心利益，而英国虽然处于帝国最盛期却略显疲态，但在德国全面挑衅下也不得不放弃“光荣孤立”在美洲同美国妥协以争取支持。 第二章主要评述亚拉巴马号事件中美国的战略设计和执行过程的调整和控制。美国最初的设计是希望通过“亚拉巴马号”赔偿兼并加拿大，将英国的势力完全赶出美洲。过于理想化的目标、国会对外交事务的把持、和意气用事的个人情绪使得争端不断升级，但所幸的是，汉密尔顿·菲什能清醒地判断形势，劝说格兰特避免在古巴和圣多明各问题上与西班牙交恶。同时由于美国在兼并加拿大问题上的努力失败使得美国放弃原有打算，而萨姆纳这个一直坚持将赔偿与兼并加拿大联系起来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也因为和格兰特的私人恩怨被解职，无形中为争端的解决铺平了道路。这个事件中，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华盛顿条约所规定的，通过国际仲裁解决双边争端，不仅为美英争端的解决设定了总体基调，也为后续一系列美英纠纷提供了先例参照;二是在处理与英争端时，美国按照战略集中原则，尽量避免同时和两个欧洲强国对立，集中力量和资源处理好当前最为重要的矛盾。三是国会在这个事件中极大地影响和阻碍了争端的解决，而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要把外交牢牢抓在行政机构手中，以增大外交的灵活性和时效性。 第三章评述委内瑞拉事件中的美国对英战略操作。美国最初并无意介入这一争端，但经济萧条使得决策者们试图通过介入委内瑞拉事件来缓解国内状况，并利用这一事件重新诠释门罗主义，确立美国在美洲的霸主地位。但事件的发展并不顺利，整个事件由于英国的傲慢和忽视，以及低效、不够专业的美国外交机制导致矛盾升级。幸运地是英德在南非问题上的争吵使得英国不得不让步，而美方也及时调整战略才使得争端最终以仲裁形式结束。整个过程中有几点值得检讨和深思:一是事件中美国一直将外交牢牢控制在总统和行政部门手中，虽然增大了外交决策的灵活性和实时性，但克里夫兰和奥尔尼强硬和富于挑战性的性格也使得国家几乎走到战争边缘。二是克里夫兰在美英之间外交走向战争危险时并未命令部队做好军事准备，这可以视为一种避免局势继续升级的手段，但也暴露美国在处理问题时手段单一、准备不够充分;三是美国决策者们试图将这种利用仲裁解决双边纠纷的形式固定化、制度化，虽然在当时由于国内因素而未获成功但对现在的政治家们在处理双边问题时却大有借鉴。 第四章从战略目标、手段选择、过程控制和机制保障四个方面比较美国在两个事件中的得失。战略目标作为整个战略操作的起点和中心需要体现明确、合理、集中等战略素质，合理的目标设定才能维持目标与手段、资源之间的平衡，而分清目标之间的轻重缓急则可以尽量避免国家在同一时间腹背受敌;手段选择则要平衡手段与资源的关系，尤其面对既有霸权国的挑战时，不宜因沉迷手段而过度消耗资源，而应以一、两种手段为主，其他手段为辅，综合多种手段并把握手段间的大致平衡;过程控制主要是在执行过程中需要实时地根据情势对目标和手段进行调整，加强对手段运用过程中的掌控，以保证目标的达成，尤其需要对与既有霸权国家之间必然存在的民族主义情绪高度关注和严加管控，这把双刃剑既可转化为国民士气，也可转化为不稳定因素;机制人员保障主要是为了避免决策过程中所夹杂的个人因素和国内政治影响，战略决策机制的设置要体现战略决策的时效性和灵活性，并辅以专业、高效的外交团队来保证沟通渠道畅通，信息完整、准确、及时地传递。 结语在总结前文基础上，提出这一命题对现世的启示。首先，当国内经济仍处于关键转型和快速发展期，而军事实力尚不足以与既有霸权国相抗衡，节省资源应作为一个重要的考察依据，并通过有限的目标、恰当的手段（如采取法律仲裁解决争端）和适度的妥协，来尽量保存资源、避免既有霸权国的敌意。其次，过激的民族情绪不仅引发国内矛盾加深，影响决策者和执行人的思维和行动，而且还可能激化两个民族之间的对立，将国家引入大规模战争的危险当中，因此需要对其加以有效管控，使其尽量转化为国民士气以震慑对手。最后，对于决策机制的建立健全和专业高效外交团队的建设也需要多加重视。决策过程的制度化、科学化能尽量避免个人色彩的影响和国内政治、舆论因素的干扰，立法授权和行政执行之间的权力分工需针对外交决策时效性和灵活性进行设置和健全，外交执行团队的专业性和高效性则是保障外交决策的顺利通达和实施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