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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诗坛出于对“江西”流弊的反思，在师法对象上逐渐将目光投向晚唐，由此开启了南宋、元、明的“宗唐”之风，掀起了唐诗编选史上的第一个高潮。论文在整体关照南宋诗学流变与唐诗选本代谢的视野下，对存世的5种“南宋人选唐诗”——《唐诗绝句》、《众妙集》、《二妙集》、《三体唐诗》、《唐僧弘秀集》，做了细密的个案研究。从“南宋人选唐诗”与南宋诗歌创作、批评互动的角度入手，探讨选本的编选倾向及其与选家、诗坛的诗学观念、诗歌风貌间的联系，阐明选本的诗史意义。同时，也注意掘发“南宋人选唐诗”在唐诗学史上的价值和贡献。 《唐诗绝句》（约成书于1201-1224年间）的编者是以“江西”传人自居的“上饶二泉”（赵蕃、韩淲）。此书专选七绝，以晚唐为主。这种编选倾向与师法晚唐、重视兴发感动的诗学潮流一致，体现了“江西”诗学在新形势下的嬗变。不过，“二泉”仅仅将晚唐绝句作为上窥老杜之堂奥的桥梁。这又是对“江西”诗派审美理想的回归与坚守！ 随着“江西”流弊的突出和师法晚唐风气的兴盛，必然有人完全抛弃“江西”衣钵皈依“唐诗”。南宋首先提倡唐诗的是“永嘉四灵”。《众妙集》、《二妙集》（约成书于1208-1211年）即为“四灵”之一的赵师秀所编。“四灵”主要师法晚唐姚、贾诗派。《二妙集》专选贾岛、姚合诗，《众妙集》所选亦与姚、贾相类。二集以直观呈现的方式完成了唐诗研究史上姚、贾诗派的首次确认，与“四灵”诗学关系甚密。 “四灵”首倡“唐诗”，为被“江西”诗弊困扰的诗坛吹进了一股新风。且“唐诗”不像“江西”那样“以学问为诗”，对学养、才气的要求较低。这使“宗唐”在江湖诗人中大为盛行，成为南宋后期的主流诗学。但江湖诗人所师法之“唐诗”，内涵有所发展、演变。 “四灵”获得诗名后，江湖诗人多效其学“唐”。此“唐”，主要指唐诗中的姚、贾诗派。但随着学习者的渐多，弊病也慢慢显露。反思中，有些“宗唐”者提出向许浑、杜牧、李商隐等晚唐工丽绵邈一派学习。这虽有助于校正“枯淡无味，缺乏含蓄”的毛病，但仍然无法克服“局促拘挛，尖纤破碎”与“格卑气弱”的缺陷。于是，不少“宗唐”者主张向上取法（主要是盛唐），以引入“雄健”、“浑厚”的诗风。 《三体唐诗》成书于淳祐十年(1250)。编者周弼以元和为界，将唐诗分为前、后两期，认为此前的开元、大历时期是整个诗歌发展的高峰，言诗当以此为本;此后则体制渐散，一变而为五季之陋。周弼对“开元、大历”诗“雍容宽厚”、“雄健”、“浑厚”、“典重”的推崇，与当时不满晚唐、主张向上取法的潮流一致。但他同时用“华丽”、“婉曲”体认“开元、大历”诗，《三体唐诗》的编选亦体现出对此风格的汲汲追求。这又显示了晚唐诗风惰性之大。兼有诗学观念之表达与创作样板的《三体唐诗》，既反映了人们的实际审美趣味，也折射了当时的真实诗风。对它在诗学史上的地位可作如下界定:南宋以晚唐为师到元、明以盛唐为师的过渡。 《唐僧弘秀集》成书于宝祐六年(1258)，亦是江湖“宗唐”诗学的产物。编者李龏“嗜唐诗，穷一生以为工”，他编选是书，兼有总结、展示有唐一代诗僧盛况和为“诗教”提供教材的动机。《唐僧弘秀集》在时段上侧重大历、晚唐，既与当时“宗唐”者向上取法的诗学共识一致，也和总结、展示有唐一代诗僧盛况的编选动机有关。在体裁上，偏重近体，近体中尤重五律、七绝、七律，符合江湖诗人普遍的体裁倾向;但同时兼顾古体，反映了江湖诗人“众体兼备”的诗学理想。在风格上以清雅、雄奇为主，体现出对江湖诗“俗”、“弱”风貌的反拨。另外，此书对唐代诗僧“苦吟”风尚的彰显，也和“苦吟”在江湖诗人中的流行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