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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行动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就存在,维系着人类社会,从其产生根源上看,集体行动是个人利益实现的工具,国家的雏形——城邦的产生是一种集体行动,这是社会学与人类学意义上的集体行动,强调多个个体达成的一致行动;在政治学领域,集体行动既包括制度化的集体行动,也包括超出制度化框架的集体行为,后者强调非制度化和非常规化,也是本文的研究重点。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领域出现集体行动,这引发我们思考:为何集体行动能够发生,或者集体行动是如何得到参与个体的同意?哪些关键因素导致集体行动的发生?这涉及到集体行动的发生基础研究。本文提出一个有关集体行动发生的解释框架:观念—制度—利益,三种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作用于集体行动的发生进程。观念的认同是集团内部一致行动发生的前提,而观念的不一致是导致集团组织之间发生集体行动的因素之一,但观念的冲突并非是集体行动发生的充分条件,那么观念的冲突如何导致集体行动的发生,或者两者之间经过哪些中间变量发生联系?同样,制度因素、利益因素如何在集体行动的发生中发挥作用?这是本文解决的核心问题。此外,观念因素、制度因素以及利益因素之间的互动是动态的,研究特定集体行动的发生基础必须在具体条件下掌握导致其发生的主要因素。本文在综合分析已有的解释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观念—制度—利益”的分析路径。学界对集体行动的解释主要有三种模型: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三种模型在理论上阐释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不一致,每一种模型的核心问题是搭便车困境,除非被排除在他人带来的利益之外,个体没有动力参与集体行动以增加公共利益。但在相关约束条件下,集体行动的困境能被消除,自发性的集体行动并非不可能。本文借鉴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框架,从观念因素、制度因素以及利益因素分析集体行动的动因。同时,观念、制度与利益三者之间并非相互独立,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价值体系属于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关系状况决定,在其政治结构的分析中,生产关系(阶级体系)与生产手段(技术和物质资料)作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则包括上层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以及中层的社会制度。也就是说,观念、制度与利益三者之间存在明确的层次性。观念因素与集体行动之间关系密切。观念的一致或认同是集团内部一致行动的前提,而观念的冲突是集团间爆发集体行动的关键因素。任何集体行动的达成,其前提是获得集团内部成员的一致认同,集团提出的目标或方案能够获得成员情感心理的认同。人类社会最初的、影响最大的集体行动是国家的建立,而社会契约论作为一种观念,在人们建构国家的集体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社会契约论提供了一个唯意志论的政治权威,即政治权威来自人们的意志,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在于人们对它的服从是自愿的,而且这种唯意志论假定所有人在服从政治权威时是一致同意的,一致同意是社会契约论的本质特征。同时,观念之间存在冲突也是常见的,严重的观念冲突引发的深远影响体现在国家认同危机上,国家认同是民族国家存在前提,民族国家内部存在的种族问题、宗教问题等也使国家认同不断遭受挑战。族群因素、宗教因素主要通过观念发挥作用,观念因素是社会分裂的思想根源,社会分裂因素通过选举程序转变为政治分裂,严重的政治分裂引发的集体行动会威胁到国家的统一。基本制度的认同是现代政府能够发挥作用、引导社会一致行动的前提,制度自身设计的合理性、制度运行过程的规范性、制度与所根植文化环境的融合度是引发非制度化集体行动的重要因素。制度发挥作用的前提是人们对制度的认同,民主制度作为基本的制度框架,为政府行为提供规范,是人们基本政治行动的框架;现代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已经由政绩认同发展到制度认同,具体制度的架构直接影响人们对制度的认同程度,选举制度作为一种精英选拔机制,在具体层面具有可操作性,投票原则影响甚至决定选举结果,选举很难处理个人理性与集体决策的关系,易导致社会精英边缘化,帕累托最优原则与个人自由原则易发生矛盾;政党制度的竞争程度、党争民主的形式、制度与文化之间的适应度等等这些是集体行动爆发的潜在因素。利益因素是当前引发集体行动的关键动力。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关系反映出人们利益观的变迁,古希腊时期的利益观,虽然也出现部分超前的个人利益主张,总体来说,城邦崇尚至高的公共利益,个体是保障国家机器运转的齿轮;从中世纪到近代社会,个体的权利意识不断受到启蒙,经过功利主义的洗礼,个体的理性不断觉悟。现代社会的集团理论以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博弈为出发点,探讨利益集团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而奥尔森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前提,解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存在的悖论关系。利益因素不仅包括物质经济利益,在政治权利、社会身份、生态诉求等方面获得满足也属于利益因素的范畴,因而对此类集体性的规制必须建立在分类研究的基础上。作为集体行动的发生基础,观念、制度与利益三种因素之间并非相互独立,研究三者的互动关系对于理解集体行动至关重要。利益是一切行为的基础,观念和制度是利益实现的保障,从集团内部来看,观念因素的一致、制度的认同与利益的一致都是促使一致行动的基础,同时这三种因素处于动态地互动之中,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共同作用于集体行动的进程。同时,集体行动必然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具体环境,从“观念-制度-利益”的分析框架中能抓住其主要的发生动因,但分析特定环境中的集体行动的发生,依据三者的互动状态的差别,可以分为利益型集体行动、观念型集体行动以及制度型集体行动。三种不同类型的集体行动的划分,并不否认其他两种因素的作用而是凸显发挥主导作用的因素,实现对集体行动的规制必须在三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基础上综合把握,在统筹整合中注重关键因素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