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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三峡移民搬迁结束后，三峡移民工程进入后移民时期，满足农村移民在安置区对经济社会的适应性要求，成为政府移民工作后期的重点。以前按照搬迁安置地点来进行分类，既不能对农村移民特点的作出恰当的解释，也不能满足农村移民和移民工作的相应需要。我们根据安置区农村移民的适应性状况，将其区分为四大类型，即：A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均能适应性型、B经济发展适应但社会发展不适应型、C社会发展适应但经济发展不适应型、D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都不适应型。农村移民的适应性状况对移民安置区乡村治理的资源、治理秩序、治理权力带来重要影响。在资源方面，农村移民安置区因为移民的到来增加了安置区人地矛盾，不仅人均占有土地面积减小，土地质量也变差，造成了安置区原住农民与安置移民的社会矛盾；安置区资本结构发生了变化，移民给安置区带来了国家投资和移民自带资本，给乡村经济发展和小城镇建设带来了转机；农村人力资源的结构和数量发生改变，一些农村移民因为适应性差增加了进一步贫穷的可能性。社会秩序方面，安置区的乡村秩序、司法体系、国家政权、乡村精英以及自治机制都因工作的强化和移民的到来而产生了变化；乡村秩序的社区基础和心理基础被削弱，其作用方式和效能也被改变；司法体系因安置区社会重建显得更加必要，但又作用有限；国家政权加强了对安置区的渗透，但是上述四类移民对政府的作用又有不同要求；乡村精英由于发育程度低没有成为安置区社会秩序的主要力量；自治机制因为国家干预过多而存在障碍。治理权力方面，移民不仅带来乡村权力的合法性认同危机，而且造成因移民而产生的新精英进一步取代传统家族权力，权力功能结构中基础性功能逐渐取代强制性权力，占据移民后期乡村社会权力功能的主导；不同类型的农村移民还对乡村权力形成了不同的监督方式。
针对治理资源的变化应该采取充分开发土地资源，解决人地矛盾，合理利用治理资本，促进经济发展；构建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作用的外部环境等措施。针对治理秩序的变化应该采取建立新型农村移民安置区社区文化，重建新的习惯法；改善司法工作方法和环境，方便库区农村移民寻求司法救济；将村民自治作为农村秩序构建的主要方式；采用“协商--吸纳”的方式形成农村新政治精英等措施。针对治理资源的变化应该采取发挥公共权力强制性功能，建立良好社会秩序；发挥公共权力基础性功能，建立社会基础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