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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关联理论的角度出发探讨杨宪益与霍克斯两位译者在翻译《红楼梦》中的典故时所采用的技巧并讨论影响他们使用不同技巧的因素，以便为翻译理论研究及实践提供鉴。 翻译是基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人们之间的交流，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原作者与读者之间存在文化信息差异。典故的翻译就属这种情况。由于文化负载，典故的翻译不易为译者把握。迄今，许多学者用语言学、语义学、符号学及美学的方法从事这个课题的研究，然而结果不是在语义或结构上忽视文化信息就是在翻译时源文内容显示出更重要于其对应的形式。目前仍缺少忠实处理文化移植的具体方法，并且还没有评估典故翻译的满意标准。 在这一问题上，关联理论可以详细解释这个复杂的问题。依据关联理论，翻译自然属于对语言的阐释性使用:翻译实质上是人们试着用一种语言重述别人用另一种语言所说或写的行为。更具体地说，翻译在译者、译文及目的语读者之间建立起如下一种关系。首先，一位译者必须拿出与源文相似并能在那种特定的语境下获得最佳关联的作品。然后，目的语读者只付出较少的处理努力就能从译者的译文中获取恰好与其认知语境相关联的信息，而不必付出无端的处理努力就可拥有令人满意的语境效果进而达到以言成事的对等。本文在关联理论的框架下对于具有较重文化负载的典故翻译的研究采用了一个相对严谨的设计。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有别于以往就事论事的研究。具体地说，此项研究利用关联理论，以《红楼梦》这部著名的中国小说两个译本为研究数据来源，探究两位译者在翻译典故方面的差异，并且找出他们采用不同方法的合理性，以证实关联理论在这个领域的价值，从而进一步深化对翻译的认识和理解。首先，鉴于这两位译者均是好的、成功的译者，他们之所以所采取的译法是因为他们面对不同的目的语“听众”。 其次，他们所采用的不同翻译技巧表明了他们为了寻求最佳关联而做出的不同尝试。我们认为不同的翻译技巧对应于寻求最佳关联的不同尝试。本研究中的定量与定性分析表明杨较霍克斯在他的典故直译中更多地使用了注释而霍在他的意译中多采用重建语境。这一分析说明杨相信通过增加恰当的注释能激发目的语读者欣赏异域文化的语境，从而达到寻求源文的最佳关联。而霍认为只有通过在一定程度上抛弃源典故中的形象重建语境，才能使其目的语读者建立起不同文化语境之间的桥梁，以达到最佳目的语的关联。这一分析也表明不论译者在他们的翻译中采用何种方法，他们只是分别尽力寻找适当的方法去填补源语境与译文中依据最佳关联的不同语境的鸿沟，同时他们应该保证他们翻译中所提供的信息会使目的语读者付出最少的努力就能在他们对源文的理解中找到最佳关联或者说目的语读者将解读译者所提供的最佳关联语境时的努力降至最低。 最后，两种译法都达到了最佳关联，能够使源文的认知效果在传译过程中保持恒定。不同的技巧代表译者维持此认知效果的努力。他们对于话语处理所付出不同的努力，就是为获得这些认知效果并且由此实现成事对等，这意味着译文的以言成事效应等同于源文。 本研究指出，处理一个由于语境差异造成的问题时，尤其是当此差异源于作者与目的语读者存在于不同时期且拥有明显不同的文化背景时，译者们需寻求各种不同途径解决此问题，以求得译文与源文在认知效应与以言成事对等。在考察不同译者对于同一典故的翻译时，如果他们面对的是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而且都能够使其译文具有最佳关联，即维持原文的本来效果，那么它们就都是恰当的翻译。本研究的调查结果为一些翻译问题的处理提供了的有效方法，有助于建立评估翻译的尺度，指导翻译实践及跨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