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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依据闽西南的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资料，通过对平和九峰与诏安二都“福佬客”的比较研究，探讨明清时期国家权力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全文分为九章，约23万字。 明中叶前后，闽西南地区经历了长期的社会动乱，迫使朝廷进行大规模的政区调整。正德至嘉靖年间，平和、诏安先后设县。明清时期的国家政权，不仅表现为军队、官府等暴力机器，同时也通过户籍、科举、礼仪等行政制度和意识形态，深刻地影响地方社会的发展。然而，由于生态环境和地方传统的制约，明清国家在闽西南的存在形态不尽相同，地方社会的发展也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 平和设县之后，九峰作为县城，成为平和县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因此，明清时期九峰人最重要的生存策略，就是利用国家权力和市场体系，建立对地方社会的控制权。明中叶以后九峰的各大家族，无不与科举事业和商品经济结下不解之缘，这就使九峰社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士绅化和商业化的特征。 诏安二都是闽西南最偏僻的山区，在政治和经济区位中都长期处于边缘状态。因此，明清时期二都人的生存策略较为多元，既通过入籍、科举获得合法身份，又通过移民、动乱“逃离”国家的控制。明中叶以后的二都各大家族，大多是复姓宗族、武举世家和跨地域的散居宗族，这就使二都社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边缘性”特征。 明清时期闽西南的“福佬客”，经历了逐渐纳入国家体系的过程，但又始终保持了政治、社会、文化的“边缘性”。在政治态度上，“福佬客”既认同于国家制度，又游离于国家体制之外，经常成为动乱之源；在族群关系上，“福佬客”既认同于客家人，又认同于闽南人，成为介于客家人与闽南人之间的特殊社会群体；在宗教信仰上，“福佬客”对儒、道、释、巫等宗教传统一视同仁，形成了兼容并包的象征体系。 在闽西南“福佬客”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既看到了明清国家政权的深刻影响，也看到了地方社会的自主选择。闽西南“福佬客”的“边缘性”，也许就是地方社会策略性选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