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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1927—1937年间湖北县级政权为研究对象,在参考国内外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档案资料,从县级政权的体制与体制运作者、职能发挥、行政运作等方面,具体考察了湖北县级政权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基本状况。试图以湖北县级政权为案例,揭示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基层政权在民国政治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作用的状况,从而进一步说明民国时期基层政治变化机制及其对国民党统治的影响。 本文认为,裁局改科和分区设署之后,中央和湖北省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基层的控制,县级政权组织体制有所改善。但是,县长的任用,公务人员的整体素质以及新训县政人员的良莠不齐,使新体制应有的效果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此外,在社会动乱和社会转型同时存在的条件下,县政权的职能相比于传统的县政权的职能在内容上大为丰富,就湖北县政权来看,新的县政职能的发挥十分不理想,很多都由于中坚推动力量的缺乏和军人的干预,实际上变成了扰民的恶政,加剧了政府与民众的隔阂。而上级政府的形式主义也干扰和影响了县政职能的真正发挥,助长了“公文政治”的流行。因此,可以从一般意义上认为,民国时期县级政权,从体制和体制运作者层面来看,虽然在形式上更加接近现代化,但是作为县级政权体制运作的行为主体,人的因素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社会的强势群体的存在,以及上级政府在推进现代转型中形式主义作风,更使得县级政权新职能得不到有效的发挥。因此,县级政权对推动社会的现代转型虽有若干成绩,但也在这个过程中加深了政府与民众的对立。这些显露出国民党基层统治的内在脆弱性。由于国民党此后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这这种内在的脆弱性,使其最终成为其统治土崩瓦解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