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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沿用多年的退休制度存在着退休年龄低、养老金领取时间长、提前退休现象严重等诸多问题，再加上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压力增大，对现行的退休制度进行改革变得非常紧迫而必要。近几年来，国家正在酝酿退休制度的改革，延迟退休也成为不同群体讨论的热点。因为延迟退休的政策与每一个劳动者息息相关，每一个体自身状况不同，受不同因素的影响所预期的退休年龄也就不同。 由于受教育程度常常和职业类型密切相关，而不同职业群体间呈现出不同的退休和工作意愿，所以本文选择了受教育程度这样一个既便于界定又能更好地解决多方面现实问题的角度区分不同群体的弹性退休方案，先从理论方面分析了基于受教育程度来设计弹性退休的可行性，又从实证方面分析了受教育程度对延迟退休意愿以及预期退休年龄的影响及原因。因为受教育程度对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双向的，既有高受教育程度通常代表着非体力劳动，可以继续工作的时间延长，同时也意味着较高的收入水平，更有可能较早实现退休后的收入保障，因此不愿意晚退休；而最终的结果需要通过实证分析才可以得出。 对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弹性退休方案的分析，全文分为六章 第一章通过简述研究背景引出本文研究目的，进而通过国内外现状的分析确定研究内容、同时提出相应的研究方法以及创新点和不足。 第二章是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弹性退休的理论分析。首先介绍了在弹性退休的特点以及优势所在，其次从两个大方面分析了以受教育程度的角度研究不同群体弹性退休方案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首先是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参加工作的年龄不同，假如设定统一的基准劳动年限，则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退休年龄是不相同的；最后是不同受教育程度与工作行业、工资收入以及职业等工作特征是紧密相关的。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在工作行业、工作职业、工作性质以及工作收入等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别，延迟退休的意愿也会存在很大的不同，从受教育程度的角度进行研究变得可行。 第三章选取了CHARLS调查中的特定个体，对相关数据进行了整理和处理。先后进行了无休止劳动意愿分析和预期退休年龄分析，分别运用了描述统计和相关性分析的方法，对无休止劳动意愿和预期退休年龄产生主要影响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特别是在受教育程度对无休止劳动意愿和预期退休年龄的影响方面，本章研究发现了受教育程度是影响无休止劳动意愿和预期退休年龄最大的且为显著的因素，而且得出了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延迟退休意愿在降低，预期退休年龄更接近于法定退休年龄的实证结果。对于这种与主流观点相反的实证结果，本文从现实中的因素进行考虑，从三个方面分析了这一反常变化的原因所在，得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第四章是对基于受教育程度弹性退休区间的设定，分为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在第三章影响因素的分析基础之上选取主要变量，运用了虚拟变量回归模型对受教育程度群体和预期退休年龄进行了拟合，拟合结果发现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对预期退休年龄起到了很好地解释作用，并以两个变量的拟合结果计算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期望退休年龄。第二部分是对退休者的工作年限进行了分析，计算出正常退休者的平均工作年限，并描述了提前退休和内退的原因及分布。第三部分是以受教育程度群体的比例为权重加权求出了标准退休年龄，取理论分析中的基本劳动年限和实证分析中平均工作年限作为基本的工作年限来设定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的最低退休年龄。 第五章是针对受教育程度越高，延迟退休意愿越低的现象，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平衡和个人精算公平的角度推导出了精算模型和延迟退休的激励机制，根据测算的结果与当前的退休制度作对比，指出了当前的退休制度不利于鼓励延迟退休，提出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延迟退休的激励机制。 第六章为结论与建议，总结全文分析结论，为基于受教育程度的弹性退休制度提出配套措施。 本文对从受教育程度的角度设计弹性退休方案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在确立基本劳动年限的公平理论下，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因为参加工作的年龄的不同，退休的年龄也应该有所不同。另外通过对城镇就业人员的分析，得出了受教育程度是与工作行业、工作收入以及工作职业等方面存在非常大的相关性的，具体来说，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多是处于工作环境差、体力劳动多、工资收入低、可替代性强的生产劳动性和服务性行业或职业，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多是处于工作环境好、脑力劳动多、工资收入高、可替代性弱的管理性和研发性行业或职业，受教育程度越高或者越低，这种规律就愈发明显。因此，因为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所处的主要行业和主要职业不同，以及在工作环境、工作性质、工资收入、工作稳定性以及人力资本变化上存在很大差别，对退休年龄的预期或者相应的规定也就不同。从而充分说明了从受教育程度角度设计弹性退休方案的可行性。 在对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的退休意愿的实证分析中，发现无休止劳动意愿与受教育程度具有最大的显著相关性，其次还与工作单位和工资收入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与性别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无休止劳动意愿与受教育程度的描述统计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的结果一致得出受教育程度和无休止劳动意愿的变化方向是相反的，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无休止劳动意愿是不断降低的。而在预期退休年龄的分析中，受教育程度也是与之相关性较大的变量，其次是工作单位和工作收入，与无休止劳动意愿分析不同的性别对预期退休年龄具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与预期退休年龄同样呈负相关，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预期退休年龄是降低的，逐渐接近法定退休年龄。 对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的退休意愿的实证分析得出了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延迟退休意愿更低，选择预期退休年龄更早。这种实证结果是与多数人的设想相反的，于是本文对其中的原因进行深入的探索。用数据充分说明不同受教育程度在工作单位方面的显著差异、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参保率差距较大、现行退休制度缺乏惩罚和激励性等现实的因素造成了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延迟退休意愿的反常变化。教育程度高的人工资收入高、工作单位福利好，一般都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工作收入低、福利待遇差，在无法承担较高的缴费率下一般会选择不参保。这就导致了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在退休前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而且还可以在退休后得到更好的生活保障，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则正好相反。正因为有了财富的积累和退休的保障，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会更倾向不延迟退休或者提前退休，尽早的享受晚年生活。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收入少又没有足够的晚年的保障，只能选择延长工作时间以储存更多的积蓄。而且我国现行的退休制度缺乏惩罚性和激励性的机制，对退休返聘的现象起不到很好地管制，对延迟退休者也没有起到很好地鼓励作用，从而导致了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不愿意延迟退休，而喜欢以退休之后返聘的形式获得养老金和工资的双重收入。 在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弹性退休区间的设定中，文章采用了构造多元回归的办法来拟合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期望退休年龄。回归的过程证明了受教育程度和性别对期望退休年龄起到了主要的解释作用，用两个变量进行拟合并没有导致误差过大。而且以各个受教育程度群体的期望退休年龄加权平均得到的标准退休年龄为男性62岁，女性为57岁。这个标准的退休年龄是不仅基于大多数群体的意愿，也符合了随着寿命延长、受教育程度提高等退休年龄理应延长的趋势，有着非常大的可取之处。对于基本工作年限的确定，文章采用理论上的基本劳动年限和实际数据的平均值作为基准的工作年限，结合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的工作年龄和比例构成，得到平均最低退休年龄，男性为59岁，女性为53岁。 受教育程度与延迟退休意愿呈负相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延迟退休意愿越低。但由于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占据较小的比例，标准退休年龄的设定最终高于了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的期望退休年龄。虽然这一标准的退休年龄也是基于大多数群体的意愿，但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以及高学历人群比例的增加，为引导高学历群体改变延迟退休意愿、提高其延迟退休积极性，不断健全和完善对高学历人群提前和延迟退休的惩罚和激励制度变得更有必要。以对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激励方案为例，本文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平衡的条件下利用精算原理推导的模型进行测算发现当前制度下延迟退休所提高的养老金比例远小于测算比例，这使得参保者有动机尽快退休并开始领取养老金，不利于延迟退休政策的推行。而且延迟退休年限越长延迟退休所获得的养老金增长率应越高，对于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养老金增加的比例也就越大，也就说对学历越高的群体，延迟退休的激励比例也应该越大，才能更好的鼓励高学历人群延迟退休。 文章的主要创新点在于以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期望退休年龄的比例加权求出标准的退休年龄，并结合理论上的基本劳动年限和现实中平均工作年限之间的平均值设定了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的最低退休年龄。针对受教育程度越高，延迟退休意愿越低的现象，本文不仅从现实中三个方面的分析来进行解释，而且还根据个人精算公平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的原理推导相关模型来测算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激励机制，发现了在当前退休制度下延迟退休的奖励比例远小于测算的结果，证明当前的退休制度是不利于鼓励延迟退休的，并利用测算结果提出一些启示。这不仅在养老基金支出压力增大的背景下有利于完善我国退休制度，有效地抑制提前退休和退休返聘的现象，同时考虑到了不同劳动者的意愿，满足了不同劳动者的需求，实现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和政府的“多赢”；而且，以受教育程度为内核的弹性退休方案有利于引导劳动者提高受教育水平，这将整体上有利于提升我国的人力资源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