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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老人照料压力是21世纪上半叶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经济社会问题。作为已被经验证明为更人性化和更具成本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老人照料方式，“社区照料”近年来逐渐成为中国发展老人照料服务的重点内容。本文尝试基于福利多元主义的理论图式建立分析框架，通过对英国、澳大利亚、香港、台湾等境外国家和地区与上海之间老人社区照料政策的比较分析，探讨“社区照料”模式在上海乃至整个中国大陆的发展路径。
本研究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与第2章，主要阐明选题意义，回顾已有研究并建立本文分析框架；第二部分是本文的主体，包括第3至第7章，分别就分析框架提出的五个主题展开论述；第三部分是结论。研究内容及主要结论概括如下：第3章主要基于英国的情况对“community care”概念和政策发展演变的历史进行了系统梳理，并相应对社区照料在中国的发展脉络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指出“社区照料”和community care在政策内涵、发展取径和价值目标等方面均存在着深刻差异。第4章通过分析案例国家和地区老人社区照料的服务内容，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老人社区照料服务在具体内容方面呈现出整体上的趋同性，且照料服务的内容板块之间存在着“维持－提升－增能”的逻辑递进关系，即从维持例行日常生活向提升独立生活能力和增强社会生活能力扩展。第5章考察老人社区照料服务组织输送的制度性框架，指出在所有案例国家和地区的老人社区照料服务组织输送中政府都是主导者，特别是在服务的规划、体系构建和资助方面承担着主要的责任。在英国、澳大利亚、香港和台湾，老人社区照料服务的主要提供者都是独立部门，特别是独立非营利机构，独立部门与政府是购买者和提供者的契约性关系；上海老人照料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则是半官方性质的“民办非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政府。第6章对公共资助服务的享受资格条件和覆盖面的研究发现，上海的老人社区照料资格条件是“基于家计调查的需求”，其他四个国家和地区则是“基于需求的家计调查”。前者是残余型的社会福利服务，后者是普遍型的社会福利服务。从服务的受益面上来看，基本上呈现出受公共资助服务的覆盖面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同向变动的状态；台湾作为一个例外，提示了在独立非营利机构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行政推动是更为有效的服务推进手段。第7章对资助结构和资助方式的分析可以看出，境外四个案例国家和地区都是层级越高的政府承担的资助责任越重且主要采取竞争性投标、提交建议书等方式实行合约外包；上海则是层级最高的市级政府承担的资助责任较区县政府轻，且主要采取封闭运行的服务券方式向指定的民办非企业购买服务，并未建立起“准市场”模式。另外在老人照料责任的归属上，台湾和上海同样显示出儒家文化传统影响下的强调家庭福利责任的福利观念。最后，对上海乃至整个中国大陆推进老人社区照料服务的可能路径和限制条件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