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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作为世界上迄今唯一的原子弹爆炸受害国，日本一直奉行无核三原则，不拥有核武器成为日本国防的基本方针之一。但是，日本关于核武装的核议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冷战后，核武装论更是不断升级，已经不再是日本国家“禁忌(Taboo)”和政策讨论的禁区，而是日趋普通化。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东亚地区安全结构中的重要一极，日本目前正处于实现普通国家化和走向政治大国化的关键阶段，核武装论会促使核政策发生改变吗?日本会走向核武装吗?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一直吸引着国际关系学者和东亚及日本安全研究者。然而，研究日本核政策的学生和学者大部分都直接对日本核政策进行考察和分析，得出的结论也是大同小异，普遍认为日本核政策不会改变，日本不会走向核武装。事实上，日本核政策自确定到现在没有发生过改变。但同时应清醒地看到，日本核政策的确存在着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日本核武装论的发展上，而核武装论正足驱动研究者“前仆后继”进行日本核政策研究的主要动力。为此，本文考察的对象是日本核武装论的发展和演变，试图通过对于核武装论这个影响日本核政策的案例的研究，来理清核武装论的发展轨迹和主要特点，分析核武装论与核政策的关系，尝试以此小角度对日本核政策这个大问题进行研究，尝试“以小见大”。虽然“管中窥豹，只见一斑”，但是，核武装论是日本核政策不稳定性的主要表现，研究核武装论可以对日本核政策的稳定性进行分析，进而理解日本核政策的稳定性与面临的挑战。更进一步说，在冷战时期作为维护国家利益重要手段的核武器，在冷战后，对于国家的作用是否“涛声依旧”？国家对于核武器的认知是否也一如既往？这些都是本文试图考察和尝试回答的。
通过研究日本核武装论的发展和演变后发现，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化，主要是冷战结束后日本迅速觉醒的“政治大国化”意识，以及日本国内各种精英势力对于政治崛起的追求，是推动日本“核武装论”发展的重要原因。日本朝野对日本“政治崛起”的追求，加深了日本对于中国崛起和朝鲜威胁的认知，正如肯尼思·华尔兹所指出的那样，“当外部环境施加足够大的压力，将决定国家行为”，这种对威胁的认知是日本“核武装论”更加盛行的直接原因。然而，迄今为止，日本活跃的核武装论并没有使核政策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短期来看，日本还难以作出走向拥有核武器的最终决定。这是因为存在着对日本核政策制约性因素，包括制度因素--和平宪法；社会因素--反核和平主义；区域安全因素--美日同盟，国际机制因素--核不扩散机制。其中，美日同盟的稳定以及东亚地区安全中美国的霸权地位，是限制日本未来走向“核武装化”道路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使日本的“核武装论”还难以从“观点、或者政策建议”的层面，实质性地走向“具体的政策层面”。日本政府核政策的巨大改变，目前来看，还依然缺乏现实的可能性。
本文认为，日本核武装论的实质和目标是维护国家利益方式的重新界定。当日本维护国家利益方式重新排序的时候，日本核武装可能性就会增大。第一，就维护国家安全的方式--自主防卫和依靠美日同盟--而言，如果自主防卫在排序中超过了依靠美日同盟，日本对美国的核保护伞的怀疑增加，日本将追求核武装。而这一点在短期看来，是不会出现的。美国核保护伞仍然对日本核政策发挥着重要的制约作用。所以，日本核政策目前是稳定的。第二，就维护国家荣誉的方式--即追求政治军事大国和和平大国--而言，如果在排序中，追求政治军事大国超过了和平大国，那么日本的核武装论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核武器对于国家实现政治军事大国地位具有重要作用，当日本追求政治军事大国的决心超过了对于作为一个和平国家的认同，日本的核武装论将会更加普遍，为日本改变核政策提供更加宽松的国内政治环境。当上述两种因素同时出现时，日本的核武装将正式纳入日本政治和安全政策的时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