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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唐代的蓬勃发展和深刻变化向为学界所瞩目。位于东北边疆地区的幽州地域佛教十分盛行,因自然环境、社会条件、族群关系等原因,呈现出独有的特征。本文以唐代幽州地区佛教与社会的独特历史走向作为研究对象,在长时段背景下考察其演变和发展趋势。
唐代的河北北部地区是一个特殊的文化地理单元。幽州地区处于农耕与游牧文化的交界处。居民成份相当复杂,胡汉混居。幽州镇在东北族群与中原王朝之间起着桥梁和纽带作用。唐代幽州地域不仅有举世闻名的房山刻经事业,还分布着大量佛寺。作为河北北部中心城市的幽州城及其所辖县是整个幽州地域佛寺分布最密集的区域,其次是北方地区禅宗的重要基地——蓟州。
唐中央政府介入幽州宗教事务是唐廷经营河北地区的一个重要方面。唐廷对幽州地区,在释、道两方面都作了努力,某些政策得到贯彻执行,但在某些方面对宗教事务的干预程度又十分有限。安史之乱后,河朔藩镇割据,朝廷仍然通过佛教维持与幽州地区的联系。唐廷对幽州宗教事务的介入跟它与幽州地方的关系、东北族群关系、及东北亚政局的演变息息相关。唐廷推广道教失利,而参与佛教事务却取得了成功。
幽州地区是安史集团的大本营。安禄山、史思明谈不上钻研佛学奥义,却热衷于做佛教功德,以安抚和团结幽州地区的汉人和汉化之胡人。本文着重选取史思明所立《悯忠寺宝塔颂》,对比密教经典《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分析它的宗教涵义。安史叛乱期间,十一面观世音的化身——僧伽的信仰,在幽州地区一度很流行。这是幽州军事集团用以激励士气的方式。充分体现了宗教信仰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和动员能力。
唐后期,幽州节度使所代表的地方利益集团对房山石经等佛教事业大力支持。在卢龙镇,支郡长官掌握行政、军事、监察权,又与节度使或牙兵有“裙带”关系。支州的兵马对当地权力变动影响很大。支郡官也常常参加刻经活动,或者与牙兵一起为节度使造经。这是凝聚幽州集团的重要手段。唐后期幽州藩帅和社会各阶层对佛教的大力支持和供养,离不开当地优越的经济条件。这为精深佛学研究的延续和佛教事业的持续繁荣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中晚唐时期,幽州的律宗很繁荣,出现了真性大德这样的学问和修行都很高的代表人物。幽州的云居寺在战乱后仍很兴盛,得到众多有财力的施主供养。中晚唐以来,朝廷出于经济考虑,屡次下诏禁止私度僧尼。但幽州节度使却毫无顾忌地在自己的辖区请高僧设戒坛度僧,唐廷对这类事件又往往不干预。这跟安史之乱后,河朔地区政治、军事、经济俨然成“独立王国”有莫大的关系。但是,幽州跟唐廷在政治上的隔阂和争斗并未影响双方在佛教文化方面的交流和互动。会昌毁佛时期,幽州地区受自然条件、手工业门类的限制,佛教功德事业受到影响,与河东地区的佛教交流暂时受阻。
禅宗所重视的典籍《金刚经》在唐代幽州地域广泛流行。房山石经中关于《金刚经》及其注疏的刻经很多。在当地也流传着关于《金刚经》的灵验传说。北宗在中晚唐的幽州地域仍有影响。盘山是北方地区重要的禅宗基地。尽管禅宗典籍将它描绘为马祖道的天下,但较早的石刻和敦煌文书所描述的盘山佛教却不是这幅景象。临济义玄的弟子奖公本是幽州人,后来却到魏博镇大力弘法。这体现了卢龙镇与魏博镇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竞争。幽州地域的禅宗入辽之后,发展受到影响。
辽代佛教受唐幽州佛教的影响很大。中晚唐幽州地域流行的大众文化佛诞日巡礼、起佛名、佛号的习俗,及佛顶尊胜信仰,到辽朝影响到契丹贵族。对辽代佛教文化来讲,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间其实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精英和民众之间佛教文化互动频繁,不少信仰为各阶层共有。辽代的密教来源非常复杂。它不仅继承了唐密,也含有杂密和直接源于印度的因素。杂密经典《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对辽朝社会各族群、各阶层影响都很大。在实践中,这两部经典还跟《妙法莲华经》合流,出现大量的无垢净光舍利塔和佛顶尊胜塔幢。这些佛教艺术品形制各异,深受唐幽州佛教的影响。来自中天竺摩揭陀国的契丹国师慈贤译出不少密教经典,是辽代密教的印度渊源的重要代表。辽代社会陀罗尼信仰盛行。
在唐朝,幽州地区的佛教与社会在一个特殊的文化地理区域经历了特有的发展轨迹。这对后来辽朝的文化面貌产生了重大影响。中晚唐汉族文化精英斥为“胡化”的幽州地区,在契丹的统治下却成为汉文化的中心,并且为契丹人的汉化提供了重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