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尔宪制改革研究

• 作 者: 陈建斌
• 出 处: 华东政法大学
• 发表日期: 2004年期
• 关键词: 布莱尔宪制改革 司法权 最高法院 人权法案 权力下放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英国历史走到了一个艰难的十字路口,英国宪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首先,外部环境悄然改变,欧洲经济和政治的一体化对英国的主权观念和人权观念造成巨大冲击。其次,英国传统宪制内部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随着社会的变迁不断加剧。英国议会的中央集权模式不可避免得对英国各个组成部分的自主性和灵活性造成限制,引发了中央与地方的冲突。最后,宪政制度应该是如何的,成为了这一时期宪制发展的困惑。理论的困惑必然导致对传统宪制的质疑和反思,法律宪政主义与政治宪政主义的对话反映了对传统宪制的挑战。这些危机导致了在布莱尔执政时期的三项宪制改革:英国议会为了回应人权保护的危机颁布了《人权法案》;将立法权下放给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调整了传统的中央集权模式;2005年的《宪法改革法》建立了一个新的最高法院。而且每一项改革都体现了对宪政理论困惑的探索:是否应该坚持符合政治宪政主义和议会主权的历史观念,还是引入一个法院对议会进行外部限制的机制?因此,英国最高法院的司法权变动就成为探究布莱尔宪制改革不可回避的问题。在制度设计层面上,每一项改革举措都加强了法院的司法权。《人权法案》虽然是对议会主权妥协的产物,但是其赋予法院对议会立法的司法解释权和不一致宣告的权力。权力下放同样维护了议会的最高权力,但是由于权力界限的不明确性,关于权力界限的纠纷不可避免的发生,这些关于权力下放问题最终交由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处理。最后,最高法院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法院的独立性,而且它获得了对于权力下放问题的管辖权和《人权法案》赋予的司法解释权。在最高法院的实际运作中,由于其对于权力下放问题的管辖权和《人权法案》赋予的司法解释权,在处理三大类型的案件时不断强化其司法权,巩固其在宪法秩序中的地位。首先,由于权力下放问题的不断涌现,在处理威斯敏斯特议会与苏格兰等次级议会之间立法权限纠纷中,最高法院获得关于权限分配的权力。其次,在处理英国议会与欧洲人权法院之间关于人权保护的纠纷中,最高法院成为两者之间的对话机构,这强化了最高法院对于人权的司法解释权。最后,由于《人权法案》将《欧洲人权公约》的权利纳入英国国内法中,导致了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等地区间关于公民权利保护不一致的矛盾,尤其是苏格兰刑事法律方面的特殊性,权利保护的统一性压力不断增大。为了应对欧洲人权法院的压力和英国公民权利的一致性保护,最高法院发挥其在统一苏格兰、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等地区法律的作用。因此,在布莱尔宪制改革之后,最高法院的司法权呈上升的状态,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成为一股制约威斯敏斯特议会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