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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批评流派，美国“新批评”的理论基础源于艾略特、瑞恰慈及其最杰出的门生燕卜荪的文学思想和批评实践，因此，本文将他们并称为早期“新批评”理论家。20世纪30～40年代，在早期“新批评”理论家思想成型并走向成熟的时期，通过瑞恰慈和燕卜荪的在华讲学、艾略特诗歌和诗论的翻译，他们的文学思想被全面而同步地传播到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为中心的中国学界。早期“新批评”带来了西方文论界对文学的现代性认识，它们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相结合，形成了一些值得探索与分析的理论现象。
第一章探讨了瑞恰慈科学化文学批评在思想方法上对中国现代文论产生的启迪作用。瑞恰慈的文学理论以意义学和心理学为核心。意义学的传播对中国现代学界语言意识的自觉产生了启蒙性的作用，有益于促进人文学者培养科学的思维习惯，建设清晰健康的理论环境。心理学的传播拓展了中国现代文论的研究视角，促使批评家以科学的态度把握文学创作和阅读过程中的感性问题。瑞恰慈的科学化批评使中国新文学理论界对“科学”一词有了新的认识，带来了主流思潮所缺少的理性精神和对文学本体的重视。
第二章分析了早期“新批评”语义学研究与中国现代诗学批评实践之间交流共振的理论现象。瑞恰慈和燕卜荪对“语境”、“比喻”、“朦胧”等概念的理论认识和批评方法引起了以朱自清、钱钟书等为代表的中国学者的关注和认同。中国学者一方面积极吸收语义学研究的理性精神，在“诗多义”、“比喻”等理论问题上取得了与西方学者相一致的现代性突破。另一方面继承中国传统学术方法，将外来理论的影响融入本土思想资源之中。中国学者对于文学的语义学、修辞学探讨始终沿着研究者自主的理论方向发展，并因此而保持了鲜明的思想特点和理论个性。
第三章讨论了艾略特“非个性论”对中国现代文论思想和诗学观念产生的深刻影响。30年代，艾略特的“非个性论”传入国内，在如何面对传统、如何认识文学两个方面，对“五四”时期盛行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极端个性主义起到了重要的反思与纠偏作用。作为一种现代主义诗歌理论，“非个性论”关于诗歌本质的界定对“五四”时代自由诗观念形成了尖锐的批判，它所带来的理论认识从根本上改变了新一代诗人对诗歌的看法，给中国现代诗歌创作和批评拓展了新的方向。
第四章论述了早期“新批评”对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理论体系建构的重大意义。在这一体系当中，瑞恰慈的文学思想和艾略特的诗学方向第一次在中国文论家的批评视野中合流，共同组成现代诗学理想的理论基础，对抗主流文学界以政治标准取消文学独立性的不良思想倾向。不仅如此，在早期“新批评”理论倾向的引导下，袁可嘉积极关注并综合借鉴了美国“新批评”的研究成果，使“新批评”思潮首次以完整的理论面貌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探索中。“新诗现代化”是中西文化交流隔绝之前中国现代文论与西方现代批评之间最后一次同步呼应的理论现象，体现了早期“新批评”思想影响力从启蒙到深化、从零散到整合的理论趋势。
第五章总结了早期“新批评”思想传播轨迹与中国现代文论发展需求之间的密切关系。一方面，早期“新批评”的文学主张既强调文学的本体性研究，又注重文学的文化性内涵。这种理论的双重性切合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现实需要。作为“新文化运动”的载体，中国现代文学始终存在重思想性而轻文学性的倾向，因而文学界需要寻找具有二元内涵的理论资源来匡正主流思潮的失衡状态。另一方面，早期“新批评”包含着本体论意义上的语言观和文学观，这一思潮在中国学术思想界和文学领域的影响以隐性的方式间接地传达了西方形式美学观念，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想的局限性形成了有益的提示与启发。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力图说明，尽管早期“新批评”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环境和主流思潮之间存在深刻的“异质性”，因而其理论影响始终无法深入展开，但是这一思潮的共时性传播仍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理论现象。探讨早期“新批评”理论、方法在中国的传播轨迹，关注20世纪西方现代批评与中国现代文学碰撞时所激发的思想火花，对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多重内涵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