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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女性解放是因革命而生发的，本论文旨在通过对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的综合考察，揭示出作为女性解放代言人的女性革命形象与革命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分析女性在革命中所能获得的解放程度。 论文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考察现代革命话语在中国的确立及其接受原因。革命是近代以来追求现代化后才出现的现象，是西方文化的一种特色。但革命一词并非外来语，其基本含义是改朝换代，以武力推翻前朝。日人将英语Revaluation译为“革命”，并非仅仅指政权的激烈交替，也指万事万物的“淘汰”和“变革”。“革命”合乎自然与历史过程的意识与作为新文化基础的达尔文进化论亲密结合，满足了国人对民族国家的构想。革命作为一种从根本上否定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方式和方法得到普遍赞同，成为整个社会流行的具有现代性的思想话语。 第二部分对革命文学概念进行辨析，指出革命文学受到了晚清政治小说和中国传统侠义小说的双重影响。狭义上讲，革命文学是出现于二十年代后期、受当时兴盛于苏联和日本的无产阶级文艺影响的无产阶级文学的特定指称。广义上即所有反映了近现代社会政治变革、具有左翼倾向的文学，都可称作革命文学。该部分还以“革命+恋爱”模式为例，分析了革命文学的叙事逻辑。革命文学通过革命决定爱情、阶级决定爱情，将文学写作引向重构与创造新世界的一个阶级的宏大叙事的努力。同时，革命文学还对恋爱进行了清洁，将资产阶级式的恋爱改写成无产阶级式的恋爱，对民间文学中的粗俗部份进行清理，使革命既具有超越一切的绝对权威性，又使爱情远离了民间文学的低俗化、世俗化倾向。 第三部分是女性革命者形象研究。革命文学中的女性革命者形象与中国在西方压力下自我形象的变异有关。个案研究部分则分析了女性革命者在革命中的不同遭遇，探讨了革命对她们的解放和重新约束。女性革命者形象的大量出现与中西文化冲突中中国形象的变异问题有关。自中英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全面危机，这种危机彻底改写了中国对于自身和对于西方他者的想像，中国形象从“大自我”变成了“小自我”，西方从“小他者”变成了“大他者”，西方是强大的男性和阳性形象，而中国则成了柔弱的女性和阴性形象。中国妇女低下的生存状态恰恰就是中国缺乏力量和落后的象征，通过拯救无助的、受难的女性也就隐喻着对中国的拯救。另一方面，女性革命者这一强力形象的出现，表达出知识分子对中国崛起的渴望。随着革命意识形态的逐步确立和规范化，女性革命者形象有两个明显的变化:其一，由于中国革命向农村转移，女性革命者也逐渐由原来的小资产阶级为主的城市女性变为来自大众中的乡村女性:其二，女性经历了一个性别再造过程，五四所倡导的性别革命逐渐淡化，女性解放整合到阶级解放的行列中，女性革命者形象出现类型化和模式化趋势。 结语指出，女性在革命中确实获得了解放，但这种解放是有限度的，性别革命仍需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