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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将产业集聚理论和服务业FDI区位选择理论结合起来、联系我国服务业FDI发展实际进行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FDI的区位选择问题是国际经济学领域长久不衰的话题，传统的OLI范式已不能完全解释FDI在地理分布上越来越集中的现象，产业集聚成为吸引外资流入的重要因素。马歇尔、韦伯、Hoover、迈克尔·波特等学者均对产业集聚的区位优势或竞争优势进行过阐述，20世纪初，以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进一步从规模报酬递增的角度解释了产业集聚及对企业选址的影响，将产业集聚及与之联系的收益递增视为一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源泉。从现有研究看，从产业集聚的视角对FDI区位选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制造业FDI上，服务业FDI区位选择中的集聚效应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少数相关文献也缺乏对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发展差异以及我国地区发展差异的系统考虑，这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广阔的创新空间。 随着以服务业为突破口的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大力推进，我国服务业FDI发展迅猛，服务业跃居吸引FDI流入的最重要产业部门。但服务业FDI的整体利用水平还较低，服务业外资在我国的区位选择带有明显的地区倾向和行业倾向。FDI的经济增长效应已被广泛认可，FDI的区位选择必将深刻影响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进而影响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加剧了地区发展差距。因此，新常态下研究产业集聚在我国服务业FDI区位选择中的作用机制，对于合理利用外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地区平衡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首先，从经典理论出发，梳理了服务业FDI区位选择理论和产业集聚理论，从产业集聚、市场特征、降低成本三方面概括了服务业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其次，明确服务业FDI区位分布的事实特征，将产业集聚效应分解为外部经济效应、产业关联效应、FDI的示范效应、品牌与广告效应和区域持续创新效应，构建起本文研究的事实基础和理论基础;再次，建立计量模型，采用我国23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使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对服务业FDI区位选择中的集聚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并充分考虑到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发展差别和我国地区发展差异，将服务业进一步细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非生产性服务业，将样本划分为东、中、西部，分行业、分地区地考察了产业集聚对服务业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选址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显示:从不同的产业集聚类型来看，制造业集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服务业FDI流入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非生产性服务业对服务业FDI流入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从分地区的分析来看，服务业集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东部地区服务业FDI流入有强烈的吸引作用，而制造业集聚的吸引作用在东部地区没有得到数据支持。中、西部地区的结论类似，并且和东部地区相反。制造业集聚对中、西部地区服务业FDI流入均表现出强烈的吸引作用，服务业集聚则不利于中、西部吸收服务业FDI，而且相对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服务业集聚对服务业FDI的负向作用更大。最后，针对这一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基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化服务业FDI发展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