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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亚里士多德时代起,对隐喻的研究一直以修辞学角度为主,视其为演讲术的一部分,主要凸显其修饰、润色的功能。因此,传统的隐喻研究局限于修辞学领域,将隐喻视为一种附加成分。然而,Lakoff&Johnson(1986)出隐喻不单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人们理解与认识周围世界不可或缺的方式。隐喻的实质就是通过一类事物来体验和理解另一类事物。隐喻根植于源语言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其形成与理解涉及除语言之外的其他因素。此外,Lakoff&Johnson(1986)还出了“概念隐喻”即“隐喻认知理论”,指出隐喻的作用机制是通过“映射”将一个概念域作用于另一个概念域,并进一步说明了隐喻的认知性特点。该理论的出解释了人类概念的形成,思维的过程,认知的发展以及行为的依据等心智本质性的特征。同时,该理论的出也为隐喻的翻译问题供了新的视角。传统翻译理论视隐喻的翻译过程为两种不同语言体系之间形式的转换,缺乏对源语言和目的语言间跨文化因素的考量,导致翻译作品文学性流失,文化扭曲以及生硬难懂等问题。Newmark(2001)指出隐喻翻译是一切语言翻译的缩影,因为隐喻的翻译给译者呈现出多种选择。虽然隐喻翻译最终是通过语言层面得以落实,然而语言层面的转换牵涉诸多因素。“概念隐喻”阐释了隐喻形成的认知过程,明确了包括语言在内的多种因素对隐喻形成的作用力,从而要求译者在隐喻翻译过程中根据原文隐喻灵活变换翻译策略,借助译文语言形式传递原文隐喻的内涵。本文在第一部分主要阐释了概念隐喻以及认知理论的发展,并对其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概要性地介绍。从而奠定了本文对于隐喻及其翻译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同时,由于隐喻的翻译不仅仅涉及语言层面,因此文章在第二部分对于翻译的文化与跨文化性质做了论述。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时间就是金钱”与“时间的流逝性”对于跨文化交际中隐喻的可译性做出了论述。文章第三部分首先述了作为语料样本的赵振江老师的西译本《红楼梦》,并分类述了其中的隐喻现象。在第三章的基础上,本文最后对语料中运用的翻译方法进行归纳总结,并对其在翻译及翻译教学中的应用做出了相关说明,从而论证了隐喻的翻译及教学不是简单的语言转化,涉及文化等多重要素。同时,本文还阐释了概念整合对隐喻的翻译及教学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