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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和国际机制互动过程中一个带有转折意味的历史时期。中国第一次提出了要做“负责任大国”，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深刻介入到众多国际机制的内部。从历史上看，中国参与国际机制，通常的指向有三类:能够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国际机制;霸权度比较低的国际机制;地缘相关的国际机制。9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举进入国际机制，就是在此前的基础上，选择了周边国际机制作为突破口。在地缘格局的两个方向上，向南，选择了东南亚地区业已发展成熟的东盟机制，实施积极参与选择，成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向北，由于中亚地区的机制空缺和中国的政治资源优势，实施创设选择，创立了上海合作组织。 然而，“进入”毕竟意味着后发和相对弱势。尽管经济持续发展和经济规模的大幅扩张，使中国主观上拥有了进入国际机制的良好实力条件;尽管两极格局解体后，国际机制成为各方利益聚集和地位构建的重要博弈领域，使中国客观上拥有了进入国际机制的有利外部条件;但现行国际机制是在西方理念的主导下产生和成熟的，因此“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以及有着浓厚东方文化遗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进入”过程中，总体上处于非主导的地位。一个上升中的非主导国对“环绕”它的“社会环境”可以产生怎样的作用效果（反馈力）?这就是本文关注的主题所在，即非主导的中国对国际机制的选择。 从理论角度来看，非主导国始终是国际机制的理论弱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克拉斯纳给国际机制下了一个权威的定义，并且率先从南北关系的角度解读了国际机制。但他开创性的努力，并没有引起后续的研究成果。从中国角度来看，许多关于中国与国际机制的探讨，都过多的甚至单一的强调了中国实力上升的乐观因素，得出的结论也就有失于过多的乐观。因此，准确界定中国非主导国的身份，并分析中国行为能力的上升，是本文研究的起点。 基于此，本文通过对周边两大国际机制——东盟机制和上海合作机制的案例考察，来具体论述中国两种可行的国际机制选择，即积极参与选择和创设选择。前者，更体现一个非主导国的审慎和一个新兴大国的负责;后者，更体现一个行为能力迅速增强的大国所具有的主动和能量。这两者是并行不悖的，也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了中国应对国际机制的整体行为。通过对两个案例的比较分析，得出两种国家选择在成本—收益、存在环境、操作模式上的一般性结论。 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章导言部分，首先对研究缘起与意义作了说明，以表明本文的价值所在。接着对研究对象作了界定与说明，以明晰全文的研究对象并避免对这一对象产生可能的误会。随后的文献综述部分概述了国内外对此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与不足，以明确本文在更大研究纬度上的位置。最后指出了本文的研究方法，以使全文分析遵循一定的研究路径。 第二章理论分析部分。主要从国际机制和非主导国两个核心概念入手，做出理论的阐述。其中，非主导国的机制选择是论述二者互动关系的重点。这一节中将引入“行为能力的获致”和“选择的有效性”两个重要尺度。为了承接下文对中国进入周边国际机制的具体分析，本章最后一节将阐述中国作为非主导国的相关理论问题。 第三章案例分析部分，是对第二章内容的具体展开与充实。本章选取了中国两项周边国际机制，中国与东盟机制以及上海合作机制，来论述中国的国际机制选择。由于两项机制意味着两种不同的选择，因此论述上各有重点。 第四章结语部分，简要的归纳了本文的主旨和研究结论。 此外，本文包括几个与研究相关的附表。 通过以上的分析，本文对中国的国际机制选择，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是现行国际机制的非主导国，但中国的行为能力得到了空前的上升。一个权力上升的新兴大国，势必要求对国际机制施加自己的影响。传统的权力思维方式肯定是不适用于今日中国外交的。“挑战”与“搭车”的单一解释也不符合现实。中国对国际机制可行的选择有二，积极参与选择和创设选择。当国际社会中对于中国能力上升的敏感性增强，且中国感知到了明显的声誉压力时，中国的积极参与选择可凭借相对较低的主权成本和相对确定的即时收益而获得成功。此时，机制选择的指向是对中国新兴力量有借助需求的国际机制，在操作中，接受其原则、创设其议程，实现对机制主导权力的共享。而当国际环境中出现了局部的机制空缺(institution vacancy)，且该空缺范围中的相关国家对中国能力上升持欢迎或者默许态度时，中国的创设选择可以迅速得到推行。尽管该选择要付出国家资源的较高成本，并承担收益方面的不确定性，但是考虑到“不作为”将带来领导权错失的高昂代价，创设选择有实施的必要。在操作中，把中国原则融入多国统一价值体系中，实现低调的建立，重视新机制各项议程的协商合作中，稳定新的结构性权力。最后，本文并不持单一的乐观态度。非主导国能力上升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和固有的缺陷，后发与追赶，总是会遭遇更多障碍的。因此，在充分承认中国两种机制选择的成果时，同样关注这两种选择各自所面临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