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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经》的诠释，自汉以迄唐中叶，基本上是由《毛诗序》、《毛传》、《郑笺》以及《孔疏》所构建的汉学典范支配着。北宋仁宗庆历年间以后，受中唐以来经学领域思辨之风的影响，《诗》学研究亦出现了疑古惑经的风气。学者释《诗》，渐出新意，既突破汉学典范的束缚，同时又对汉学典范有所怀疑、批判和创新，这就逐渐形成了《诗经》的宋学传统。相对于《诗经》汉学注重于《诗经》词语的训诂，《诗经》宋学则更注重于《诗经》义理的阐发。总体来看，如果说孔子的诗教是“兴观群怨”、“出使专对”，战国时的诗教是“温柔敦厚”、“断章之取”，汉人的诗教则是据《诗》言政，以“三百篇”为谏书。至乎宋人，《诗》学乃大大突破了这些形下层面的规范，进而借《诗》以言性情，用《诗》以明义理。《诗经》岂止区区“言志”、“比兴”之物?诗教又岂是“发情止礼”的教条?《诗经》乃是通乎天地，究于义理，矫乎人心，参于天人的大制作，大法宝。在宋人看来，《诗经》的价值在于能明心见性、通道达理。苟有助于明理，什么汉规唐矩都可以抛弃；苟有碍于道学，虽圣经贤传亦不惮怀疑。基于此意，宋之学者在继承、怀疑、批判和创新《诗经》汉学的基础上，采用以诗说《诗》、以理论《诗》、以史证《诗》、以《序》解《诗》的多元诠释方法，围绕着《诗经》学史中的若干个学术专题如《诗序》、删诗、二南、二雅、正变、六义、淫诗、本末等，重新进行分析、讨论。他们或完全继承旧说、或继承中又有修订创新、或别立新说，这就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宋代《诗经》学专题研究。然回顾百年来学界关于宋代《诗经》学的研究，其所涉《诗》学专题多比较重复，大多数论文集中在对《诗序》、淫诗等问题的探讨，至于其它的传统问题以及富有新意的问题则多有阙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利于宋代《诗经》学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的。故本论文试图立足于宋代现存及所辑录的67种《诗经》学著作和宋人文集中的百余篇单篇论说及序跋之文，以各个《诗》学专题为切入点，采取以史料学为基础，以史带论，史论结合的写作方法，将有关宋代《诗经》学中的各个专题置身于整个《诗经》学史中，以点见面，以小见大，来具体勾勒宋代《诗经》学研究的特点、成就及影响。希望在充分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在研究方法、资料取裁、研究深度和广度上有所突破。本论文除绪论和结论外，正文共分九章。基本结构大致如下：第一章，“疑古惑经思潮与宋代的《诗经》学”。此章首先考察宋代《诗经》学发展的学术背景，然后具体论述此背景下宋代《诗经》学的发展概貌以及诠释方法。宋代的《诗经》学研究能够出现与汉、唐截然不同的局面并非偶然，它乃是宋代疑古惑经社会思潮的一种反映。宋世，由于受政治改革、教育改革与儒学复兴运动的影响，《诗经》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股以疑经惑传为特征的经学变古思潮。学者研究《诗经》不再专守训诂，而是多趋义理。而且部分学者对《诗经》的看法，更是异于前代。他们以《诗经》为讽咏性情之作，非如《诗序》所言仅止于美刺而已；诗教之作用，在于反映民情、教化风俗与吟咏性情。故宋之学者为建立自己的《诗》学体系，论《诗》多出新意。因此，笔者以为探讨自唐中叶以来《诗》学研究领域的怀疑思辨学风与宋代《诗经》学的关系至为重要。因为正是基于这种学风，宋人才对传统的治《诗》方法、汉唐的《诗经》注疏提出怀疑，从而创立新说，推动了宋代《诗经》学的发展。因此，本章通过对宋代《诗经》学学术背景、文献概述、诠释方法等整体面貌的考察，以期为后面八章的宋代《诗》学专题研究提供比较完备的材料和理论来源。第二至第九章，是宋代《诗经》学专题问题的探讨，分别为“《诗序》论”、“删诗说”、“二南辨”、“二雅辨”、“正变说”、“六义论”、“淫诗说”、“本末论”。这实际上包含了宋之学者对《诗经》学史中两个方面问题的探讨。一为传统问题。即自《诗经》形成后，汉、唐以来诸儒一直探讨的问题，如《诗序》、删诗、二南、二雅、正变、六义等。对于这些传统问题，宋人或继承旧说，或修订旧说，或别立新说，这就促使这些传统问题在宋代有了新的进展。二为新意问题。所谓新意问题是相对于传统问题而言的，它们也许并非创始于宋人，但确是经宋人具体论说后才真正成为《诗经》学史上的学术专题的，如淫诗、本末等。通过对这些新意问题的探讨，这就形成了宋代独具特色的《诗》学研究。围绕着《诗经》学史中的这些个学术专题，宋之学者提出了或多或少不同于以往的新观点。如《诗序》问题，宋人基于怀疑和思辨的精神，认为《诗序》不合诗旨处甚多，因疑其非圣人或圣人的弟子所作。故从辨析《诗序》的作者入手，进而主张去《序》言《诗》。此乃是宋代《诗》学研究疑古、变古精神的出色表现，亦是宋人《诗》学研究的突出贡献。再如删诗问题，继孔颖达首次从“古者诗三千余篇未可信”的角度对司马迁的记载提出质疑后，否定孔子删诗的宋之学者即以“古者诗三千余篇”说不可信、《论语》未载孔子删诗之事、吴季札聘鲁观周乐所歌诗乐编次与今本《诗经》大体相同、孔子以一人之见无权删诗等为论据，第一次明确、具体地驳斥了孔子删诗说。至此，孔子删诗说这个问题遂进入到一个全面、实质性的论战阶段，形成了历史上的一个高潮。而上述这几条驳斥论据也均为后之学者所采纳，成为他们驳斥孔子删诗说的主要论据，由此可见宋人立论的首创之功。又如正变问题，自郑玄、孔颖达发挥《毛诗序》之论而形成独自的解《诗》体系以后，汉、唐诸儒除成伯玙稍持新论外，学者咸少质疑，多亦从之。然宋之学者如郑樵、叶适、章如愚等则首创风雅无正变说，从而引起了《诗》学史上风雅正变有无之说的争论。又如六义问题，宋人针对先儒六义说存在的诸多问题，通过不断的分析探讨，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比较一致的观点。如以三体三用解说六义内涵，以音乐别之风、雅、颂，以文学视角分辨比、兴等。这些认识突破了汉、唐《诗》学的传统观念，亦对宋代《诗》学的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又如宋人以官职释二南之周、召，以南乐、南面释二南之南，主张二南应该独立于风、雅、颂三体之外；以辞体区分大小雅；以《诗经》十五国风中的男女婚恋之诗为淫奔之诗；倡《诗》有本末等观点，亦均为宋人的首创。不过，宋人围绕这些专题问题所进行的讨论，除了上述的创新观点以外，亦有对汉、唐《诗》学观点的继承和修订。如尊崇《诗序》、以美刺说《诗》；赞成孔子删诗；承认风雅有正变；以地域释二南之周、召，以南化、南国释二南之南，以圣贤深浅别之二南；以政事区分大小雅、风雅颂等等。综观这些观点，虽继承有余，然突破不足。有些为维护旧说，甚至曲为解释。这不能不说是宋人《诗经》学研究中的局限。总之，围绕着《诗经》学史中的这些个学术专题，宋之学者除继承汉、唐以来的旧说之外，亦提出了或多或少不同于以往的新观点。我们不论这些观点是否妥当，其所表现出来的怀疑批判精神、自由讨论风格以及思辨创造思维实足为后人称道。而这也就成为了宋人在《诗经》学专题研究方面的独到贡献，亦为后之学者的《诗经》研究提供了诸多借鉴。这无疑是宋代的《诗经》学研究给予整个《诗经》学史的最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