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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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经济的频繁干预对市场自我调节功能的发挥产生了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并使得金融资产的价格产生波动。投资者异质性使得投资者并非完全理性,作为市场参与主体,不确定性上升容易导致投资者预期偏差扩大。行为金融学对这种非理性的预期偏差导致的投资者出现聚集的现象进行研究,并将其称为“投资者情绪”。这为研究市场的收益率波动等相关现象提供了新的途径,而投资者情绪波动对于一些市场异象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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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经济的频繁干预对市场自我调节功能的发挥产生了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并使得金融资产的价格产生波动。投资者异质性使得投资者并非完全理性,作为市场参与主体,不确定性上升容易导致投资者预期偏差扩大。行为金融学对这种非理性的预期偏差导致的投资者出现聚集的现象进行研究,并将其称为“投资者情绪”。这为研究市场的收益率波动等相关现象提供了新的途径,而投资者情绪波动对于一些市场异象的解释,也已经被许多学者接受。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发展历程相对较短,经常出现与实体经济发展相悖的大涨和大跌、对市场信息和政策反应非理性等现象。金融市场个人投资者参与比重大,短期趋利欲望较高,容易对价格走势产生错误预期,使得非理性力量极容易聚集,引发短期价格波动。因此,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投资者情绪的关系,以及投资者情绪与市场价格收益率之间的关系,对于分析我国金融市场中存在的非理性行为以及金融市场价格波动的情绪因素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基于行为金融学框架下的有限套利理论和噪声交易理论,结合向量自回归模型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投资者情绪与大宗商品价格的收益率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首先梳理了相关的国内外学者研究,整理得出了本文所用到的相关理论。并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投资者行为产生影响的途径进行了分析,以及对投资者情绪影响大宗商品价格的路径进行了梳理。其次对已有方法进行分析,将多个大宗商品市场投资者情绪的代理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出投资者情绪的复合指标,并对样本期间内我国大宗商品市场的整体走势和波动状况进行分析。最后后将构造的投资者情绪指数变化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变化率和大宗商品收益率通过构建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考虑不同类别商品市场间可能存在的差异,对能化类,金属类和农产品类三大类的溢出效应分别进行探究,并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来研究情绪、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大宗商品市场波动程度之间的关系,最终得出的研究结论如下。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率与投资者情绪的变化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单向正向溢出效应,主要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向投资者情绪方向的溢出。投资者情绪变化率对部分类别的市场收益率存在显著的双向溢出效应,对部分类别则只有单向的溢出效应。双向溢出效应存在于能源化工类、钢铁类和油脂类的市场中。投资者情绪向市场收益率的溢出中,能源化工类、钢铁类、有色金属类和油脂类的收益率受到的正向冲击反应较为强烈,反应程度依次递减。在能源化工和钢铁市场中存在收益率向投资者方向的溢出效应,说明此类市场中的投资者的反馈交易特征比较明显。此外,投资者情绪分别对不同类别的市场收益率产生冲击时,不同市场对冲击效应的反应幅度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其中农产品类的反应程度最弱,而钢铁类受到情绪影响程度较强,说明投资者选择资产标的时更偏好于工业类的大宗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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