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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实现全面现代化的重要发展战略。本文按照“二元经济+二元制度”的高度抽象化特征提炼,将城镇化一般规律同中国发展现实相结合,建立了改革以来的“中国式”特色城镇化理论模型。模型以人口乡城流动作为城镇化的微观动力和基本演进线索,刻画了“人”对各种物质产品和公共产品的多层次需求,以及通过人口乡城流动逐步满足这种需求并最终实现城乡均衡发展的过程,揭示了以“人”为核心在城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指出促进人口有序流动是城镇化长期持续发展的关键着力点。理论模型也分析了宏观层面伴随城镇化的经济增长、三次产业结构变迁、城乡发展差距变化、技术进步等相关方面的发展绩效,指出应该在“四化”同步框架下促进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等关联领域的协同发展。基于理论模型结论对改革以来中国城镇化的基本趋势和关键特征进行数值模拟分析,模拟结果与现实经济统计指标总体上具有较高吻合度。在此基础上,本文使用相关统计数据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对理论模型揭示的理论机理和相关命题进行了微观、宏观不同层面的经验实证检验和延伸分析。文中使用一组二元选择模型分析了农村劳动力留守农村、进城务工、回流务农等不同城乡流动选择的影响因素,使用条件选择模型分析了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中对流入区域的选择偏好。微观层面的经验分析发现,无论在是否流动进城的选择上还是在流入区域的选择上,农村劳动力更多是考虑乡城流动带来的各种收益净增长,其流动选择依赖于对流动带来的工资收入、公共服务等收益增长与由此产生的流动融入成本、城市生活支出等成本的权衡机制。文中使用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在“四化”同步框架下分析了城镇化与其他关联领域的内生协同发展机制。宏观层面的经验分析发现,“四化”同步发展的战略总体上具有可行性,但受历史和现实因素影响,当前发展中存在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对城镇化正向促进不足等部分薄弱环节。基于文中理论模型和经验实证分析的结果,本文认为当前城镇化发展中主要存在微观层面对“人”的需求关注不够、宏观层面各关联领域发展的协同性不够等两个方面的关键局限。具体表现为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为追求自身更好发展的流动选择遇到了外部体制机制障碍较大、自身转移就业能力偏弱、城市流动人口保障不足、发展诉求难以很好实现等系列问题,而城镇化与其他关联领域的协同发展也面临着主要是城镇化单向带动其他领域发展、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等领域对城镇化发展支撑不够等问题。相关问题的成因包括多个方面,改革以前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城乡二元制度体系带来对“人”的长期忽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超常规工业化模式对工业化自身长期可持续性和关联带动性造成了不利影响。此外,当前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围绕官员晋升“指挥棒”形成了偏重短期发展绩效和以邻为壑等发展导向上的偏差,带来偏爱土地城镇化胜过人口城镇化、偏爱招商引资胜过促进协同发展、偏爱独善其身胜过区域互动合作等问题,既没有以“人”为核心也不利于关联领域的协同发展。正是由于当前中国城镇化存在上述各方面的问题,长期持续发展受到严峻挑战,所以推动城镇化发展路径转型、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就成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必然选择。在理论模型指导下,本文对未来可能面临的不同城镇化路径情景进行了数值模拟分析,按照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的思路选择了相对更好的适宜路径。而要实现新型城镇化相对于过去城镇化模式的路径转型,必须坚持微观层面以“人”为核心、宏观层面注重协同发展的基本方向,并注重强化宏微观层面的相互支撑。以“人”为核心应该围绕人口流动做文章,真正做到尊重人口流动的选择,增强人口按照自身意愿流动的能力,形成更好服务于人口流动与再分布格局变化的相关公共保障体系,并帮助他们实现获得更好发展的目标。注重协同发展应该围绕破除城镇化与其他关联领域双向互促的障碍做文章,使“四化”真正成为一个同步发展的有机系统整体,重点增强工业化对城镇化的正向促进作用和农业现代化对城镇化的基础支撑作用,并通过信息化提高城镇化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