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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芝，因其具有古人所认为的“仙药”功效、普通药用功效以及代表祥瑞的特质而备受关注。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认知和使用灵芝的国度，并且在长期的历史中形成了特有的灵芝文化。在这种传统的文化中，灵芝甚至被传得“神乎其神”，具有“服之神仙”、长生不老、起死回生的功效，灵芝中的赤芝和紫芝还被录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相当于官方认可了灵芝的部分功效。现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灵芝的研究也逐渐“科学化”。当前的研究者主要将重点放在了灵芝生物活性物质的研究上:一是对活性物质的种类、生物学结构、药理作用等进行研究;二是优化这些活性物质的分离、提取、纯化等方法;还有一个方向则是对灵芝的特征性化合物，如灵芝酸（三萜烯类化合物）等进行鉴别，以期对灵芝进行种间和种内的区分。同时，虽然有少量学者对灵芝及其文化历史进行过简述，但多数还是和道教、儒教以及阴阳五行学说相关，国内目前尚未见到对于灵芝的词源、古代栽培技术以及与之相关的入药历史的深入研究。本文通过对古籍文献中和灵芝相关的条目进行搜集、整理和细致分析，研究了不同时期人们对于灵芝（包括“五芝”和“紫芝”）认知和使用方法以及人们在不同时期所掌握的灵芝栽培技术，并梳理出了灵芝入药大致的历史发展脉络。 本文的工作包括: (1)对早期文献（南北朝之前）中所记载的“灵芝”进行了甄别，确认了诸如《山海经》、《孔子家语》、《札记·内则》、《列子·汤问》、《楚辞·山鬼》、《论衡·初禀篇》、《抱朴子》以及《道藏》中被后人认为是“灵芝”的相关记载均有问题，而只有《神农本草经》中所记载的“六芝”才确定为灵芝，并且六芝中的“赤芝”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灵芝。 (2)梳理了不同时期古人的灵芝栽培技术，并和现代技术做了相应对比，确认了直到明清时期（李时珍《本草纲目》，陈淏子《花镜》），人们才较为成熟地掌握了栽培技术。 (3)通过研究灵芝的栽培技术，尝试性地阐释了中国古代灵芝不入药形成药方的原因。研究发现“五芝”几乎不和其他中药配伍形成药方，其主要原因是“五芝”数目本身很稀少，栽培技术又不成熟，人们在得到自然界仅有的灵芝后也几乎都是直接食用，“不云服法”，因而也没有配伍之说。在此背景下，“五芝”在不同时期的药用历程显得较为单调，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处于“药食两用”的状态，仙药功效、保健功效、普通药用功效等无明显区分（虽然殷成式和李时珍曾对仙药功效提出质疑），直到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出现，人们才逐渐意识到灵芝并非“仙药”，只是普通的药物或者保健药物和食物。 (4)分析了“五芝”与“紫芝”的区别，认为后者地位低于前者主要是因为数量相对较多，不符合“仙药”讲求“数目少”的特质，而且多数医家更多地观察到紫芝生于朽木，这也影响了它的地位;本研究还厘清了紫芝的入药历程，认为紫芝入药肇始于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但是并无明确药方和药效记载，只说明了“紫芝为薯蓣使”;《千金翼方》中记载的“子三人丸方”有明确药方记载和药效;宋元明三代的紫芝类药方主要是紫芝丸、紫芝丹、雷丸丸等，且都有具体药方和药效记载，这些都是为数不多的关于紫芝入药的记载。 (5)分析了“五芝”与“五味”、“五岳”等的对应关系，认为“五芝”对应“五岳”始于《五芝经》。这种对应的论述在汉晋时期的药物学著作中很少体现，而在唐朝之后的著作中较为常见;虽然宋代唐慎微和明代李时珍等人提出了质疑，却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