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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别具一格的权力哲学家，福柯图绘了一副从“统治权力”到“规训权力”再到“生命权力”(biopouvoir)的权力技术发展史，形成了一套不算博大精深、但却被当代众多思想家不断演绎的生命政治学(biopolitique)。“biopouvoir”和“biopolitique”的前缀“bio”，相当于两个法语词，一个是“vie”（生命），一个是“biologique”（生物）或“espèce”（物种），生命权力因此就是关注作为生物的、特定物种的人的生命的维系和发展的权力，是把人的生物特征或作为物种的人类纳入政治考量、纳入到总体战略内部的权力。不同于统治权力借助于法律和惩罚的技术针对臣民或公民，也不同于规训权力通过纪律和规范针对个人的身体，生命权力通过安全和调控的技术针对作为整体的人口，它借助于种族战争的话语，借助于对性经验的建构来运作。生命权力采用治理术，治理术的历史形式包括基于牧羊人和羊群关系的牧师治理术、以国家为理由的国家治理术以及以自由为理由的自由主义治理术。通过不同的技术形式的变化以及治理的理由的转换，权力构筑了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整体机制，它依托于国家机关、家庭、学校、医院（精神病院）、工厂（企业）、监狱等众多机构，借助知识、真理、科学、话语、法律等工具，利用一系列的策略、技术、手段，实现了对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人的生命、肉体、性的完全操控。借助于生命权力理论，福柯对启蒙运动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的现代性权力逻辑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揭示了在人道、自由等名义下现代之人所遭遇的现实困境。但在寻求通过“自我的技术”摆脱权力的支配这个问题上，福柯并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留下了进一步思考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