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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指标之一。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中国又以9.2％的GDP增速位列全球第一，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考察中国经济近30年快速增长的原因有很多视角，与欧美的有限政府为特征的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显著特点是政府行为广泛参与从宏观到微观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在第三世界国家得到广泛认可，又被称为“北京共识”，以区别于“华盛顿共识”。本文要研究的问题就是，以中国道路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对经济的深度参与会有什么影响？富有争议的中国收费公路政策、经济领域所谓“国进民退”问题、所谓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问题、结构性减税与收入再分配问题都是政府经济行为，如何评价这些政府经济行为？ 第一章为引论，主要是基于世界和中国经济现状，分析所谓中国道路的发展特点，并对典型的政府失灵现象和政府行为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分析，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阐述论文的研究意义、内容和方法。 第二章是文献综述，主要内容一是对现有的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回顾，分析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方向，重点就内生增长理论的持续增长源泉进行了探讨，基于政府行为外部性模型，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框架。二是对政府经济行为进行了理论梳理和分析，特别是对政府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总结。三是基于中国政治经济特点——“政治集中，经济分权”，归纳了中国式财政分权的特点，分析了中国的政府行为，如中国的财政与金融宏观调控政策、公共资产收费政策、地方融资平台政策、国有企业发展政策等，对经济的影响。 第三章研究当经济处于平衡增长时，分别建立一般财政分权模式下和中国式财政分权模式下政府经济行为与地区经济增长的数理经济模型，依据第二章文献综述的结论，提出相关假设，并通过严密的数理逻辑推导得到了政府经济政策行为与经济增长的转移动态关系，通过数值模拟和图形演示，论证了政府主要经济政策的合理性和改进方向。一是在分权经济模型下，基于委托代理关系，放松了目前文献中普遍使用的仁慈型政府假定，得到了自利型政府效用函数下的平衡经济增长隐函数模型，证明代表性消费者、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效用可以不一致。二是在二级最优税收分析框架下，证明了自利型政府分权经济复制仁慈型政府分权经济的充分条件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本级公共开支与公共资产积累偏好之比相同，而与各级政府具体的偏好大小无关;证明了对于包含公共品的消费者效用函数，效用偏好差异并不影响经济增长而只是影响消费者福利。第三，本文在分权内生经济增长框架通过引入了信贷市场平衡，在正的消费税率条件下，依然得到了正的最优的财产税率，证明了财产税存在的必要性，这和以前在内生经济增长框架下“财产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的”结论完全不同。第四，本文通过引入商业银行微观信贷决策规则到分权经济模型，建立了储蓄转换为投资的决策函数，并在包含信贷市场平衡的分权经济下，综合资产抵押、贷款利率、公共资产收费等维度，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最优借贷决策规则，丰富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研究视角，已有的研究中，仅考虑政府收费与收税的模型只是本文的一个特例。 第四章研究当经济处于平稳状态时，基于一个分散经济模型，分别研究了消费者、地方政府政府和中央政府三者的最优选择问题，从而得到稳态时的私人消费、私人资本存量、地方政府消费、地方政府公共资产存量、中央政府消费、中央政府公共资产存量等重要经济变量的最优值。此外，基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自利效用角度，通过计算机数值模拟，分别对两级政府公共开支的效用偏好、公共资产的边际生产率的敏感性分析，得到各类经济政策的最优值，从而为制定最优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应该将主要收入用于地方公共资产积累而不是本级一般性支出，这才能促进私人资本积累，否则，失衡的地方政府公共开支和地方政府长期公共资产积累会极大抑制私人资本的积累和发展。不同地方政府行为（开支偏好、边际生产率）的差异是导致不同地区私人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而中央政府行为（开支偏好、边际生产率）影响则很小。 第五章建立了地方公共资产积累、表现形式与地区私人经济增长的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利用28个省市区1997年-2010年的经济数据，提出了一个新的同时考虑物理空间权重和经济空间权重的权重矩阵，证实了模型的空间相关性，这表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设置优于一般的面板数据模型。同时，采取空间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分别运用空间面板滞后模型(SAR-Panel)和空间面板误差模型(SEM-Panel)进行估计，空间面板滞后模型(SAR-Panel)回归结果显示，省际私人部门产出相互间具有正的溢出效应，如果相邻省份私人经济“平均”增长1％，将带动本省私人经济近1％的经济增长，且高度显著。这说明，地理临近、经济发达省份的私人部门经济活动对临近省份私人部门经济活动的扩散效应大于收敛效应。进一步，模型估计的公共资产对私人经济的影响与第三章的理论假设相一致，即公共资产与私人资本联合投入，对私人经济具有更加正面的影响，在上述两种模型下，公共资产的弹性系数分别是私人资本的弹性系数的3倍和1.5倍，这反映，在1997年到2010年期间，公共资产比私人资本更能促进私人经济的发展，说明公共资产对私人经济发展存在强烈的“挤入效应”而不是“挤出效应”。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地方政府同组建融资平台，加快公共资产积聚和积累，促进私人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和内在动力。对于地方财政收入占本地GDP比例，反映财政收入占比增加1％，促进私人经济增长0.81％左右，表明当前中国财政收支的产出弹性非常高，反映当前中国地方财政还是典型的生产型财政。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财政收入占本地GDP比例高有其发展阶段合理性。 第六章是结论和政策含义，主要内容是总结全文的研究内容、过程和结论。本文研究表明，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存在在许多方面改变了政府行为取向。经济分权而政治集中的管理模式，在一个多级的财政分权管理模式下，各级政府作为利益主体，均有自己的经济诉求。因此，中央政府应加快地方政府考核体系完善，以科学发展观为目标，建立公开、透明、可查的地方政府目标责任制考核体系，降低经济增长的考核权重，增加民生幸福方面的考核权重，充分利用好各项政府政策组合，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此外，国有企业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占用了社会主要的信贷资源，但同时对信贷资金使用“低效”，这被外界普遍视为是中国潜在的一个金融炸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中国的大量出现既有财政管理体制、政绩考核体制的原因，也有地方加快经济发展、改善发展环境的内在要求。理论和实证分析都表明，适度的公共资产积累有助于私人经济的发展。因此，需要辩证对待、分类处理出现的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问题。同时，商业银行应该加快金融创新，改变对国有企业融资的偏好，加快对民营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切实服务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