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政·德——先秦儒家“让”观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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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西周春秋思潮为背景,选取先秦儒家“让”观念为研究对象,侧重观念史的进路,并考察社会存在与思想观念之关联,在“礼”、“政”、“德”的脉络下呈现先秦儒家“让”观念的义理结构。  “让”观念在西周春秋时期即已流行。西周封建秩序的构建蕴含着强烈的防患纷争的意识,而随着封建秩序的危机不断加深,守分让上可视为对危机及社会秩序的巨大变迁所造成的挑战的回应。相比之下,让下情怀的兴起则缘于封建血缘纽带下的兄弟伦理和“民之父母”的观念,源于对践行让下情怀所附带的社会政治功能的洞察。推敌能让则是春秋最为重视的“让”的类型。在国际国内相争不断加剧的情势下,推敌能让与释礼共同构成了化解纷争的重要途径。此外,西周春秋时期也开始出现让位于贤的情形。它是在官爵世袭的制度安排下作为世族推举执政大臣的一种补充而得到提倡的。而让国于贤能的动议,则表明国家危机的加深、嫡庶制的日益松动和“让贤”观念的影响日深。  儒家论让,已经从贵族德行的脉络中脱离出来,重视阐明礼让之“仪”的文化内涵,将周代封建等级关系中的“让”转而在人伦脉络中体现,并重视家庭伦理和礼仪的重建而后由家及国地建构礼让规范。儒家视礼让为保证秩序井然不乱的同时,也将之看作实现人伦交往的融洽和谐和精神愉悦的需要,寄托着“和谐”、“无讼”、“无争”的社会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礼让”的社会政治功能,儒家主张推行惠民富民而后教民知足、彰明礼法而教民息争、躬行表率以感召行让、德礼为先与政刑为辅等礼治措施以兴起礼让之风。此外,从儒家理论体系的角度来说,“让”不仅与“敬”、人伦之德、礼分结构与正名原则、仁义诸德一同促进“礼”的践履和“政”的维系,而且还需要在威严与谦让、公义与廉让加以权衡,运用“智”德而达到合宜之行。  修养让德是儒家关于“让”的理论的根基。儒家关于让德根源的理解大致有三类,一是视为先天固有、吾性自足的,二是视为基于社会需要而得到提倡的社会道德法则,经过圣人教化、重塑人性、后天习得而被赋予人类个体,三是将“让”的根源诉诸“天德”或“天道”,前者实际的价值源头则可视为“本心”,后者则导向君子察识天道并效法之。就修养让德的方法言,儒家重视“教”与“学”的结合。儒家有“家教”、“师教”、“友教”之分,警示与提点并举,重视“激励向上”和“避免沉沦”的双重维度,还重视施教方式的运用。并且,儒家施教的目的在于促成君子自觉用力于修身之“学”,因而儒家最终落实到对“仁”、“义”、“礼”、“谦”等诸德的体认,通过如下修养方法修习让德:一是注重端正道德动机,杜绝假让,强调树立成就“君子”人格的信念和志向,需要保持省过意识而避免德性下坠,同时促使人性继续往上提升而追求仁者的生命境界;二是重视体认人我关系以修养让德:对受难者和弱者的关爱和让利进而扩充成就尚让不争的君子情怀,或在常规的状态下强调人我共在而行让,或强调体认人伦之情、由家及国修养让德;三是重视培养正确的名利观而践行让德,即强调通过以义制利、先礼后财、见利而让等方式培养君子让利不争的情怀,通过体认修德的永无止境和夸名反而不得美誉而培养君子让名不夸的情怀;四是通过日常礼仪的践履而修习让德,在凡俗中实现神圣,五是需要道德经验的积累和道德智慧的提升而使习让臻于至善。  “让国”、“让贤”、“禅让”与国家根本制度关系密切而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政治意义,成为儒家在礼让文化的背景下着重探讨的“让”的现象。就“让国”言,《公》、《谷》重在继承规则的礼制层面厘清各自身份,以公子继位的合法性评判施让与否的正当性和道德性,因而对守分顺上之让国持褒扬态度,而对合法继承人的让国则不称许;而孔子则将知权尚让与正名守礼相结合,重在强调政治生活中的相互容忍、克制和礼让,化解伦理困境而成就仁德,所以亦肯定合法继承人让国的道德性。就“(大臣)让贤”言,儒家将“贤”的对象从世族内部扩展到社会各阶层当中,“让贤”与贤能治国的政治理想相关联,与礼贤、举贤的观念结合在一起,体现为“推贤让能”和“至礼不让”的双重内涵。  “禅让”在百家争鸣时代被广泛讨论。儒家的禅让理想,首先是通过叙述上古传说的方式展现出来,其内容包括天子禅位和贤者礼让两个层面。儒家从尚贤理想的角度,在世袭制的背景下叙述天子禅位;而贤者礼让则具有展现礼让风范、实现协商式推举、获得受禅正当性的功能,说明了礼让文化在战国时期的延续并构成禅让叙述的重要面向。儒家往往在叙述史事中蕴含着对禅让的态度,但更常见的方式则是评论。它主要围绕着天子禅位的道德性与继承方式(禅让传贤与世袭传子不让贤)的合法性而展开,包括《论语》在内的诸多文本褒扬禅让的道德性,但无意在当下推行禅让制度,无意否定世袭的合法性。《唐虞之道》、《子羔》则试图在当下建立禅让制度,因而以禅让的道德性来否定世袭的合法性;但这种道德性与合法性合一的讨论,在燕国禅让失败之后并未能延续,《孟子》提出世袭与禅让视为传位形式、继位由多因素决定的调和之论,《荀子》则强调彰明礼法而“以尧继尧”,从而否定禅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消解禅让的道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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