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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高宗朝处在两宋交替的关键阶段，它逐渐从艰难困顿的局面中走出，并最终得以稳固，同样伴随着新生政权经历战火洗礼的士人们也经历了一段心态的变化过程，通过把握这段历程的轨迹，我们可以窥探出当时士人心态变化与学术思想、政治环境以及社会风气的相互影响。高宗朝士人心态的这一变化过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首先，在高宗朝初年，士人心态延续了北宋末年萎靡不振的状态，士人恶劣的生存遭遇使得这一萎靡心态进一步加深。等到南宋局面稍定，在高宗对士人的优待政策下，受靖康之祸的屈辱所激发的报仇雪耻之心爆发了出来，逐渐滋生了一股积极向上的士人心态，他们慷慨激昂的议论政事，同时致力于道德文化的重建以应对挑战。随着士人心态的变化，这一时期士人的词风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东坡范式的豪放词成为士人词作争相效仿的对象。 到了和议之争时，在高宗“最爱元祐”的政治文化取向下，延续自北宋末年的党争再次加剧，加之士人们对于财政枯竭、民生艰辛的危机感，以及随着武将势力崛起而产生的打压武人势力的心理诉求，都与南宋初年逐渐产生的激昂的雪耻复仇的心态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一冲突在和议之争时集中得到体现，士人群体分化为志士派和苟安派两派。同时这一时期士人心态的变化也对学术思想造成了影响。 当和议既定之后，高宗出于私利而专主和议，为此他一方面专任秦桧施行高压政策，另一方面则不断为和议塑造道德话语体系。在高宗为专主和议的软硬措施下，呈现出畏祸、隐逸和谄谀的三种不同心态。同时这些心态也对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社会风气产生了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