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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作为上世纪二十年代在西学启迪下一个被全新建立起来的文类，曾经迅速取代中华文明千百年来的“蒙学”传统，建构了延续至今被视为具有文类学意义的“儿童文学”主体，但是对于这一过程中的经验得失却至今少有总结。 有鉴于此，面对现代文学史上被指称为“儿童文学”的这一基本学术判断，本文试图将其重新放置到其诞生的特定历史交叉点上，去考察作为当时一代知识人的时代自我意识的外投，“儿童”其实并未被真正“发现”过，而只是一个在“自我”的颠倒中被命名的神话，或更准确地说是被“发明”的。论文进而试图勾绘在不证自明的“儿童文学”表述背后，五四时人所同时面临的新文学确立自身经典化和渐次显影的民族危机的双重张力。 文章主要从以下几部分展开论述:在绪论部分，文章将借助对欧洲启蒙运动如何发明了“儿童”这一观念史的追溯，籍此引出对本文论述对象“儿童文学”的追问。第一章由晚清的“少年中国”论述过渡到五四时期“救救孩子”的呼喊，探讨“儿童”修辞如何被用以投射新兴的国族想像。第二章通过对五四知识分子取鉴十九世纪欧洲民族主义对民间资源的整合，以“儿歌”和“童话”来重新阅读和命名传统，从而建立“儿童文学”的历史合法性。第三章则从另一侧面，论述在浪漫主义影响下，新文学所构筑的“儿童”理想与当时社会现实危机的内在张力。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论文的第四章将尝试探讨通过改编传统读物、复译外国作品，使得理论与实践间的巨大空白在一定程度上被填补，而现代印刷期刊的兴起、“言文一致”的国语教育运动等，也在物质层面为“儿童文学”的形成和塑造又进一步的助推作用，但“儿童文学”内部所包蕴的矛盾和裂隙却始终未完全弥合，困惑也始终未得解决。 作为初步的探讨，论文试图追问当新文学急于确立自身的经典化，而民族危机又渐次显影之际，“儿童文学”作为文化策略的选择之一，在这一概念后面隐藏的思想支持和文化动因是什么？这些思想动因对于现代中国的儿童文学观念的形成利弊何在？并讨论它与作为文类的“儿童文学”在今日所遭遇的困境与尴尬的关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