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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群众、媒介及其关系构成体系是考察现代中国国家建构图景的一个重要视角。较之于西方社会而言,中国的国家建构及转型最为显著的特征并非“公众”或“公民”,而是以政党逻辑为主导,通过组织、动员、领导群众等方式来完成的。因为建立与群众的广泛联系是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可能回避的基本议题,也是政党执政合法化、意识形态日常化的重要支撑。因此,政党、群众、媒介相互编织成型的、具有丰富内涵和操作性的“群众办报”的源头、流向及传播并将其置于“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双重视野中,将超越过往研究范式中随意抽取、拼贴的研究取向。本文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首先,论文阐述了“群众办报”从现象生发到概念的重新讲述。笔者以一种历时性的视角审视了具备一定连续性的“群众办报”的发展历程,并将其视作一种形塑现代人对于日常生活、身份认知等问题的叙事。其次,对“群众办报”的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厘清其本体及边界、实践范本及现代性等特征。最后,论文对所占用的演技方法和意义进行了阐述。第二章着重分析了“群众办报”的构成要素,在阐述“群众”概念及“为什么是‘群众办报’”的同时,厘清了“群众”与“公众”、“公民”之间的差异。第三章则以个体作为范本,并在个体实践历程中勾连“群众办报”的连续性,基于此,笔者分别阐述了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人的“群众办报”的理念与思想火花。第四章,论文对“群众办报”缘起逻辑进行阐述,并将其置于在精英办报、群众路线与合法性等论说体系的观照之中。随之而来的篇幅,论文论述了“群众办报”的运作机制及其意义构成,并在末尾的章节中,以延安时期《解放日报》的“群众办报”实践为个案,作为论文的总结。通过本文的发现,“群众办报”在二十世纪初以来的中国政治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但其意识形态本质仍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它总是以一种不断变迁、不断创新的实践范式对信息传播领域进行着持续性的介入与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