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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诗哲罗宾德拉那特·泰戈尔是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享有“东方文艺复兴之父”的美誉。1924年,他怀着沟通中印文化交流、复兴东方文化的美好愿望应邀访华,但迎接他的不只是热情的欢迎。他在中国的演讲中盛赞东方文化,谴责西方物质文明与科学,宣扬“爱”的福音,引发了诸多思想文化论争。这些论争对五四时期思想文化格局的变动、中印文化交流的历程,乃至中国现代文化的走向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文借助史学、文化学和政治学等相关理论,运用学术史梳理法、个案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双跨”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对泰戈尔访华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了系统梳理；在此基础上,重点阐释了泰戈尔访华引发的东西文化论争、科玄论争和“传统与现代”之争等三大思想文化论争；并进一步选取了陈独秀、梁漱溟、胡适和梁启超等四位代表人物作个案分析,探究他们对待泰戈尔的不同态度及其背后的动因,透析他们与泰戈尔文化观的异同；最后,结合历史过程和当今现实状况,反思泰戈尔访华引发的思想文化论争及泰戈尔文化观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依上述思路,论文相应地分为六部分:
绪论部分侧重分析了选题意义、研究状况、写作思路和研究方法,并对文化与文明、传统与文化、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等概念作了界定。
第一章:泰戈尔访华。在“一战”引起世界文化格局变动的背景下,泰戈尔应中国学者的邀请,于1924年4月抵达中国。之前,五四学界掀起的“泰戈尔热”为迎接泰戈尔的到来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泰戈尔在中国游览了许多著名的城市,参加了各地为其举办的欢迎会,会见了社会各界名流,作了几十场精彩的演讲。由于认知泰戈尔的视角不同,五四学界对泰戈尔访华事件和泰戈尔的思想产生了诸多分歧和争论。与首次访华闹得沸沸扬扬不同,1929年,泰戈尔赴日本和美国讲学途中两次驻足中国的事实,却鲜为人知。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泰戈尔访华对沟通两国交流的历史、创建交流的机构和推动双方对对方的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章:围绕泰戈尔访华的思想文化论争。泰戈尔在中国演讲的主要内容契合了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争、科玄论争和“传统与现代”之争等重要论争的主要议题,加上泰戈尔的“追随者”的推波助澜,论争的焦点立即转移到泰戈尔身上。各派从不同角度和各自动机出发,围绕泰戈尔展开了新一轮的论争。这些论争反映了五四思想界的总体面貌,揭示了五四时期各文化派别存在的诸多问题,推动了论争格局的变动和议题的深化。泰戈尔的“忠告”理应对五四思想界的“西化热”和“反传统”等热潮起到一定的降温作用,但参与论争者对泰戈尔的误读削弱了这一作用的效果。同时,泰戈尔忽视了对中国现实情况的考虑,他在演讲中没有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且其思想中存在神秘、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这些都制约了泰戈尔访华积极作用的发挥.
第三章:泰戈尔与五四诸贤。五四思想界激进派、自由派和保守派等三大文化派别对待泰戈尔访华的态度不同,在围绕泰戈尔访华的思想文化论争中表现各异,以陈独秀、胡适、梁漱溟和梁启超等四位代表人物最为典型。他们与泰戈尔在文化观上存在较大差异,但通过理性考察,也不难发现他们与泰戈尔的文化观还是有相通之处的。遗憾的是,他们带着各自的动机看待泰戈尔,以致造成对泰戈尔的误读,削弱了泰戈尔访华在中国历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积极作用。
第四章:历史反思与当代价值。泰戈尔与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论争所涉及的东西文化调和、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以及中印文化交流中对“文明”的解读等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反思。泰戈尔访华引发的思想文化论争,不仅揭示了在面对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及文化渗透的情况下,东方文化如何实现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根本问题,而且还反映了五四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处理“古今中外”问题所面临的困惑与分歧。五四知识分子与泰戈尔的文化观的理路具有相似和相异之处,他们的文化理论与实践可以相互辉映,对于探寻东西文化调和的路径、对待“传统”的正确态度以及中印文化交流的理路具有现实意义。
结语部分对文化与思想史研究、史料的运用与拓展,以及本文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作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