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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经济学的界定中，经济增长主要指的是经济产出在总量与人均层面的增长。所谓内涵式经济增长，是指经济产出的增长主要是通过生产率的提高、而非要素投入扩张来实现，反之则为外延式。当今的许多研究认为存在从外延式经济增长阶段向内涵式经济增长阶段过渡的历史规律，或经济增长方式日益集约的长期趋势（尽管其中可能存在战争等短期波动）。可如果试图将这一结论推广到经济思想层面，则显然不适宜。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精英一直就将经济增长问题作为探索我国经济发展道路的中心，并总体上是倾向于高度评价内涵式经济增长（即所谓集约式增长），认为外延式经济增长（即所谓粗放式增长）存在各种问题。 当今研究之所以产生这种不正确的认识，主要是因为将视角局限于新中国时期，把意识形态对峙与战后重建背景下的、服务于政治和军事的特殊经济政策当成一般性的经济政策，缺乏对思想史的长时段考察。即便我们跳出中国的范围，观察国际主流，也应当注意到经济学从斯密开始，就不是强调外延式增长的，而是二者并重。因此，有必要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剖析近代以来一百七十余年来中国内涵式经济增长思想的产生、发展与演变，并研究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鸦片战争后被迫对外开放的中国面临西方的军事、贸易、金融和工业等多方面的入侵，富强国家因此成为近代中国精英的主要历史任务。这就使得原本在传统富国富民思想中占据很少一部分的产出增长问题，转而成为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的一个主要话题。当时率先接触国外的人士试图效仿西方并提出了升级产业、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要求，这是因为近代西方社会工业、技术与生产率的发达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在鸦片战争至抗日战争开始前的九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思想、观念总体上都以内涵导向为主，而资本积累型的外延导向虽然也有发展，但其受重视的程度却在多数时间内都不能与前者相提并论。国内学者对于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发展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机制、培育新式人才和利用科学管理提高生产效率等方法以富强国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行了大量的讨论。 全球经济衰退的波及和日本的军事威胁使得中国遇到了安全和经济上的双重危机。由此而来的建设经济、抗日救国思潮逐渐影响到了经济思想领域。在战备需求增长、安全形势恶化的情况下，国内学界、政界逐渐认识到优先发展工业经济尤其是重工业的意义。在对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的推崇中，国内形成了内涵式经济增长思想与外延式经济增长思想并重的局面。但这种对经济增长中外延因素的重视与要求有一定的应急成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先后与美苏两强对峙，工业布局和经济生产都不得不优先考虑战备军事物资的供给与国防建设的需求，思想上延续了内涵与外延并重的局面。直到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成为首要任务，内涵导向的经济增长思想才重新回归主导地位。 改革开放后，我国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弱化了政治波动对经济的干预和不利影响，更加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使学者能够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下对以往的指导思想进行评判和反思，也使学者关于经济增长问题的理论研究得到重视。在市场化、国际化的过程中，我国学者坚定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观念——即要求从外延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向内涵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从国情出发提出了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经济增长思想。但是，中国的内涵式经济增长思想却仍然在经济实践中面临贯彻落实的问题。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涵式经济增长思想处于不同的境地，也呈现出不同特点，走过了一条曲折的变迁之路，一并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展现出越来越一多样性、越来越有前瞻性的特点。但描述内涵式经济增长思想的这一演变过程，并不单纯是为了高度赞颂其优点，而是要给予客观和全面的评价，因此也要指出其中的不足。显然，内涵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不是在任何阶段、任何情况下都优于外延的经济增长方式。第一，一国经济发展到不同水平时所面临的禀赋价格结构不同导致了比较优势的阶段性变化，外延式增长有其阶段性意义;第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存在固定资产存量上的重要差距，外延式增长能更快地缩小这种差距;第三，政治、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需求都会影响经济政策，而外延式增长能够迅速提高经济规模，这将尽快地提高一个国家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潜力。相较之下，内涵式增长虽然能够提供更持久的增长动力，但却不能很好的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其中，第三个问题是最关键的。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其中一个隐含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是和平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尽管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可是这一良好的发展环境能够持续多久是无法预测的。一旦中国面临局部的或全面的冲突，那么国家安全和冲突应对将对经济规模和经济产出的速度提出非常高的要求，经济规模和外延式生产所能够提供的高生产速度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从而扩大经济规模）和外延式生产能力，也仍然对于中国有着重要的、非经济的意义。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中国就因为没有对这一点提供足够的重视，而在战争中饱受困扰。 不仅如此，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内涵式经济增长思潮还存在着另一个很大的问题。尽管内涵式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整体上要优于边际回报递减的外延式经济增长，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内涵式经济增长一定都是可持续的。中国精英常因看到了西方的先进科技和发达工业而试图加以学习和引进，却有很多人未能看到其背后的科技发展机制与上游基础工业。因此，早期的内涵式经济增长思想追求这种简单的复制和模仿只能导致不可持续的内涵式经济增长，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与重工业生产资料的积累也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对外国先进科学、管理技术的引进，导致了很多问题。例如晚清时期，甲午战败后的清政府无力重建新式海军，并不单纯是因为资金的不足;民国时期，抗战爆发后东部沿海地区沦陷后中国的工业生产技术进步便非常困难。 这些问题的发生与中国经济增长思想过于强调问题导向性有关。在经世致用这一传统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经济增长思想和内涵式经济增长思想表现出了非常明晰的、不同于国际主流经济学的问题导向性特征——与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不同，身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学者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关注中包含了更多“有用性”的考虑，而非单纯是以“趣味性”为出发点，且整体上仍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现实经济土壤之中，深受本国独特的经济环境、人文背景、理念习俗、历史路径等影响。本文采用时间序列的计量分析方法进行分析以提供关于新中国时期经济增长思想的问题导向性特征的经验证据，指出改变以问题导向决定经济增长研究的态度，客观、全面地对待和审视内涵式经济增长及其与外延式经济增长的关系，将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增长理论”，并指导未来长时期我国的经济增长目标与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