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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希望什么”作为康德理性旨趣的第三个问题,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因其与自由立法的实现有关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然而,合理的希望是如何可能的?这一关键性的问题却是康德哲学的软肋。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以目的概念为基础,以合目的论原理为核心,建构目的论思维,即试图通过目的论为这一问题提供答案。康德发现人的心灵有三种能力,认识能力、愉快和不快的情感(与判断力有关)、欲求能力。判断力又分为规定性的判断力和反思性的判断力。反思性的判断力以合目的性原理作为先天原理。合目的性有两个表象:审美表象和逻辑表象,对应《判断力批判》中的审美判断力(主观形式的合目的性)和目的论判断力(客观质料的合目的性),后者是从整个现象界过渡到超验本体界的关键环节。目的论判断力依然属于反思性的判断力,是范导性的方法,它以合目的性原理为基础,从自然目的论导向道德目的论,从而将知性的立法与理性的立法联结起来。从目的论判断力原理的角度看,有机体是自然目的,它为了人而存在。人是自然的最后目的,理由在于人是尘世唯一能够给自己形成一个关于目的的概念,并能够通过自己的理性把合目的地形成的诸般事物的集合体变成一个目的系统的存在者。尘世的幸福是人的主观的终极目的,必须以自然为条件才能实现。幸福观念的不确定性,加上外部自然与内部自然的双重阻碍,使得尘世幸福的实现成为偶然,因此它没有资格使人成为自然的最后目的。文化是对随便什么目的的适应性,使人能够将其他一切自然目的作为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作为自由的产物,文化才是真正的自然的最后目的。熟巧作为文化的一种形态是促进人的目的实现的最为重要的方式,然而它是在不平等的社会中发展起来的。自然正是利用人的非社会的社会性,以恶为动力,实现历史的发展。理性的运用催生了法权。法权限制了人的任性自由,形成了政治共同体,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形成,指向政治的至善即永久和平。也就是说,自然从不和中创造和谐,实现其隐蔽计划,从而最大限度地发展人的自然禀赋即理性。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是人类外在自由的展现,永久和平可以视作人类此岸的希望,同时指向彼岸的希望。文化的第二种形态训诫,将人的意志从欲望中解放,防止人由于其动物性而偏离人的规定性,使人文雅起来,为适应更高目的做好了准备。自此,自然目的论就走向了道德目的论。自然的终极目的本质上就是道德的人。只有道德的人,才能不以任何自然事物为条件。他属于本体世界,具有一种超越于感性世界之上的自由能力,使自己的道德立法得以实施,并由此来影响感性世界。文化的中介作用在于,文化是道德意识形成的重要条件,道德规定着文化的方向。一切希望都是指向幸福的,德性是配享幸福的先决条件,德性(自由)及与其成比例的幸福(自然)相统一构成了至善。但是,人的能力并不能实现至善这一“至上目的”,这就必须假设灵魂不死和上帝存在。在这里,道德目的论走向了道德神学。宗教哲学是人类内在自由的展现。建立在道德关系基础之上的人组成伦理共同体,指向对至善的追求,在上帝之国中配享幸福是人类彼岸的希望。本文认为,由于目的论思维的引入,康德实现了从自然、文化到道德的“演进”,实现了自然与自由的统一,为希望的合理性做出了论证。合理希望的证成过程,就是以理性和道德律为基础,以目的论为论证设计,以自由立法的实现为旨归的哲学体系建构过程。自由的实现就是幸福的实现,二者是在同一个过程中完成的。希望指向幸福,与之相配的德性不但是与自由的立法相关的,因而是属于人的,而且是可能的(从目的论的角度来看),因而是合理的。康德希望哲学的重大意义在于:他指出人的希望不但在理论上(逻辑上)是可能的,而且自然系统与人类历史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目的论的角度)印证了这种可能性,因而是合理的希望。重要的是,这种希望是现代人的希望,它不是存在于乞求、默祷和等待中,而是存在于自由的真正实现中。质言之,人的希望就在于通过自由获得幸福,这是康德哲学中的希望不同于作为圣德的希望的根本之处,或者说赋予中古的德性以现代的世俗意义。然而,由于合目的性原理不具有客观确定性及批判哲学的内在矛盾,希望的根基处于摇晃之中。实际上,历史的发展与人的发展都是经过目的论训练的理性追求自由的结果,是由现实的人的实践所造就的。